加沙之后，炸弹即将落在德黑兰的博物馆屋顶
“在战争中，历史博物馆也需要像军火库一样加锁。”伊朗文化遗产组织在德黑兰遭遇空袭后发布的紧急通告如是写道。“只有那些最重要的文物被转移了，剩下的还留在德黑兰，等炸弹来决定它们的命运。”
在过去的20年以来，中东地区作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其考古现状和文物遗存的状况却几度被迫到绝望边缘。自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的文化遗产再次陷入危机。喀布尔国家博物馆闭馆，部分馆藏转移至未知地点，国家文物管理体系几近瘫痪；巴米扬大佛的废墟至今仍处于封锁与冷处理状态，国际修复项目全面中止。而在加沙，自2023年10月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有超过226处历史遗址遭到破坏或夷平，涵盖古腓尼基港口、罗马墓地、拜占庭时期修道院与十字军教堂。这些文物不是偶然受损，而是在现代战争中如同军事设施般被纳入可毁灭的清单。城市轰炸不仅抹去地表的时间痕迹，更割裂了与历史的情感连接，一座未被记忆承认的废墟，其实比任何坍塌都更彻底。
巴米扬大佛被炸毁前后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8日，加沙城，一名男孩站在以色列空袭后被摧毁的清真寺废墟上。
2025年6月13日深夜，以色列战机首次对德黑兰展开高强度空袭。被称为“Rising Lion”的军事行动精准打击了伊朗核设施与多个战略目标，同时也将战火投向了城市中心的文化心脏：国家博物馆、伊斯兰时代博物馆、当代艺术馆和戈勒斯坦宫所处区域被列入高风险警戒区。伊朗文化遗产组织随即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紧急转移“高保护等级文物”，并于6月14日晚完成文物封存撤离。这是自1980年代两伊战争以来，伊朗文化系统最具象征性的“撤馆行动”。博物馆关闭、展览取消、画廊停业，城市陷入对文化断裂的沉默。德黑兰没有像加沙那样被炸成废墟，但作为波斯文明的象征，博物馆屋顶之上的炸弹，时刻落下。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7日，伊朗德黑兰，受伊以冲突影响，大巴扎商店关闭，市场冷清。
德黑兰不是碎石堆上勉强维系的文明残影，而是千年帝国记忆的政治延续。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了波斯帝国、萨珊王朝乃至伊斯兰黄金时期的重量级遗产，是全球研究中东—中亚文明断代史的重要坐标。戈勒斯坦宫，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皇宫建筑，既是伊朗近代国家形象的诞生地，也是19世纪波斯帝国试图在西化与传统间自我塑造的象征。在这些空间里，文明曾以丝绸、陶器、青铜器和绘画的形式静静呼吸。如今，在“高优先级”文物紧急转移之后，更多无法搬走的历史建筑正裸露于空袭阴影之下，如位于市中心的戈勒斯坦宫（截至目前，戈勒斯坦宫和国家博物馆均未就以色列周五的空袭发表声明），其始建于萨法维王朝，19世纪扩建为卡扎尔王朝的宫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该建筑群保留有镶嵌镜厅、彩绘砖亭、书法浮雕墙等大量不可移动纹饰结构，任何一次爆炸都可能造成无法逆转的损毁。更广泛的城市遗产还包括遍布德黑兰旧城区的清真寺群、商队驿站、王室陵园与近代文化人故居。这些地点没有列入“高保护转移”名单，也不具备加固能力。它们正面临的是一次毫无修复可能的、现实中的“文化灭迹”。比起一夜被炸平的加沙，德黑兰的文化危机更像一次定时且延时的爆破。
戈勒斯坦宫内景。
而伊朗，作为曾经的波斯王朝和安息帝国，对于东西两方考古界的学术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与伊朗的考古合作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早在2016年，南京大学考古团队与伊朗专家在Tepe Naderi遗址联合发掘，出土一只元代蓝白瓷碗，成为中波斯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2023年，两国“丝路”考古项目推进至Masouleh（马苏莱）村，深入研究古代冶铁工艺。而更早在Tepe Sialk遗址（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3000年）和萨珊时期的Tepe Naderi，均有中国研究者与伊朗专家长期合作，系统分析古陶器、冶金和墓葬结构等，奠定了双边考古合作的基础。在中国的新疆、甘肃等地，多次发现带有萨珊印章的玻璃器、波斯风格盗印陶瓶，与伊朗本土Tepe Sarab等遗址出土文物风格高度一致，成为研究中西亚文化扩散的重要节点 。通过这些跨国合作项目，我们不仅掌握了伊朗文化对中原的物质输入，也建立了考古链条，从战火湮没的德黑兰到敦煌壁画里的波斯商旅，这是一条无法被炸弹切断的文化路径。中国与伊朗之间的文化与考古联系源远流长，远非简简单单的“流通关系”。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脉络中，波斯文化深度影响唐代中国。以景教（又称“明教”或“大秦教”）为例，该基督教支派在公元635年由传教士阿罗本带入长安，781年竖立的西安景教碑清楚记载了波斯式礼仪、叙利亚语铭文与中国书法的交织，近代学者葛承雍等从中发现“跨文化宗教身份的表达”。与此同时，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亦通称拜火教）作为另一波斯宗教体系，自隋唐起在中国北方逐渐立足，其僧侣甚至参与国家祭祀与节日仪式，并在地方形成“萨宝府”制度。皇室墓葬如陕西乾县夫妇墓、唐代吐鲁番墓葬中所出土的波斯风格器物、圣像及玻璃器，为荣新江与葛承雍等人研究“中古文明融合”提供了实物证据。然而，若前端核心地带的伊朗遗产被破坏，整个链条将面临“源头缺失”的危机，使中国考古研究失去重要的实证支撑，将使“从唐代长安到中亚文明拓展”这条考古路径陷入盲区。
唐，萨珊画像石刻，内蒙古博物馆藏。
德黑兰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战火笼罩的文明遗址。从伊拉克摩苏尔被“伊斯兰国”炸毁的亚述神庙，到叙利亚帕尔米拉被极端组织用炸药夷平的罗马剧场，再到利比亚班加西丧失的古希腊墓群，近二十年来，战争几乎形成了一条横跨欧亚非的文化断层带。而在每一次文化灾难之后，国际组织的反应总是姗姗来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然对德黑兰文物面临风险表达“高度关注”，但尚未正式启动紧急保护机制。事实上，即便认定为“战争罪”，绝大多数文物破坏者几乎未曾受到追责。在这种法律与伦理的真空中，文物成为最无声的受害者：它们无法自证其价值，也无法为自己的毁灭发声。当现代战争的目标从军事基地扩展到象征性的文化地标，博物馆与清真寺、宫殿与图书馆便不再安全，而是成为击垮民族身份和历史自信的第一波打击对象。
在中东，考古学家们为保护文化遗产付出了血与泪，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最让人心碎的，莫过于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的“文化英雄”：82岁的哈立德·阿萨阿德（Khaled al-Asaad），他一生致力于保护帕尔米拉文物，拒绝向极端组织透露藏品位置，最终被残忍斩首于古罗马柱廊之间。他的死震惊全球考古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世界铭记他“为文明而牺牲”。而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馆长唐尼·乔治·尤哈纳（Donny George Youkhanna）也是满身弹伤冲进被洗劫的展厅，以身体挡住美军对博物馆的清洗操作，虽然最终幸存，但也耗尽事业与健康。作为全球考古学界的一分子，我们为这些为了捍卫文化根脉而倒下的人痛心流泪，他们的殉道比任何新闻标题都更能昭示：当遗产被列为军事目标时，考古与文化保护不只是一项学术任务，而是一场必须有人为之冲锋的战斗。
正因如此，伊朗文化遗产部门在文物转移通告中罕见地指出，对以色列“不遵守战争协议”的做法“怀有深刻不信任”。这一表达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对现实的直接预判：文化遗产，不再是战争中会被温柔避让的“红线”，而是被蓄意锁定的象征性打击对象。从2023年起，以色列空袭加沙时造成226处历史遗址被毁，破坏程度之广，已不仅限于误炸范畴。面对这场“文明战术”的前车之鉴，德黑兰方面清楚——即便博物馆、清真寺和世界遗产都列入保护清单，战火仍可能照烧不误。这不是偏执，而是当代文化战争的规律。作为全球考古学界的一分子，我们在得知戈勒斯坦宫、国家博物馆、马里克金杯可能毁于一旦之际，所感受到的不只是遥远的新闻，而是一种骨肉断裂般的痛感。每一件被炸毁的文物，都是文明史中不可替代的一页；每一座遗址被夷平，都是未来人类自我认知的镜面碎裂。当战争开始摧毁文化之物，也就意味着它已瞄准了文化之人。
马里克金杯，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加沙空袭到德黑兰空袭，数百日的战争持续与绵延使得这场战争之外的人们已对其呼喊与血泪逐渐在无力中麻木。当一篇题为“只有疯子和考古学家才敢在加沙的大街上奔跑”的文章在中文媒体中被广为传看，加沙从未断绝的空袭逐渐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近日德黑兰的阴影再次袭来，也只有少数专习伊朗考古的同僚们在暗自为此担心流泪。我们不应沉沦在麻木中而忘却不断发生的悲剧，作为古国之一，我们的文明血脉中也流淌着中东的文化，我们的考古未来中也暗含着中东文物和考古界的未来。在德黑兰的夜里，那些未能撤离的石像与手稿，那些凝固着千年时光的柱廊与天顶，也许正静静等待命运的宣判。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记住它们曾经存在。记住这不是哪一国的灾难，而是我们共同的失语。如果有一天，人类连为失落的文明默哀的能力都失去了，那才是文明真正的终点。战争面前我们无能为力，但仍旧有缅怀和知晓的权力。正如当年阿富汗战争中动荡的文物在中国巡展之时打出的那句标语：A nation stays alive when its culture stays alive（文化生则国家生）。
2017年阿富汗文物特展，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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