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克雷斯谈欧洲近代的乌托邦与社会主义
格雷戈里·克雷斯（章静 绘）
格雷戈里·克雷斯（Gregory Claeys），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欧洲近现代社会与政治思想史，长期从事社会和政治改革运动、社会主义思想、乌托邦主义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在英美学界享有盛誉。曾编著《剑桥乌托邦文学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剑桥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出版专著十余本，代表作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Marx and Marxism）、《乌托邦的观念史》（Utopia: The History of an Idea）、《濒危星球的乌托邦主义：后消费主义时代的生活》（Utopianism for a Dying Planet: Life after Consumerism）等。近日，在克雷斯教授参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暨全球史研究院组织的“重建全球：观念的全球流动”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袁尚就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等问题对他进行了访谈。访谈中，克雷斯教授从自身研究经历谈起，纵览社会主义思想多样化谱系的形成与发展，并就欧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提出独到见解。
《濒危星球的乌托邦主义：后消费主义时代的生活》（ Utopianism for a Dying Planet: Life after Consumerism），格雷戈里·克雷斯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608页
《乌托邦的观念史》（ Utopia: The History of an Idea），格雷戈里·克雷斯著，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07页
《剑桥乌托邦文学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格雷戈里·克雷斯著，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316页
《机器、货币与千禧年：从道德经济到社会主义》（Machinery, Money and the Millennium: From Moral Economy to Socialism）（1987）、《公民与圣徒：早期英国社会主义中的政治与反政治》（Citizens and Saints: Politics and Anti-Politics in Early British Socialism）（1989）两本著作可视为您研究生涯的起点。回顾您的学术历程，最初是什么吸引您成为一名政治思想史学者，并进入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领域？
格雷戈里·克雷斯：这可以说是一个涉及心理与人生经历的问题。我认为人们学术道路的选择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未必纯粹出于智识或学术层面的考量——可能源于情感倾向、家庭教养，或是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多元文化熏陶。我的选择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出生在法国，但幼年便随家庭辗转多国，十二岁前已在四、五个国家生活过，北美、欧洲大陆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后来更在英国定居四十年，这种跨国成长经历让我很早就形成了国际视野。进入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后，我本想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对世界进行一种比较视角的考察。但入门课程令我大失所望，我还曾选修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导论课，结果发现这些学科的教学同样令人昏昏欲睡。于是我改选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他是该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之一。现在想来，教师质量实在至关重要。学习该课程不到一个月，我便发现，这才是我真正热爱的领域——政治思想研究既能进行抽象思辨，又能从历史维度审视国家间关系、国家内部结构乃至个体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于是我毅然转投政治理论门下。本科毕业后，我以古印度政治哲学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在麦吉尔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遇见了刚从剑桥回到加拿大的一名讲师，他看过我的习作后指出，我的研究取向与剑桥思想史领域正在推进的学术议程高度契合。这个完全意外的契机，最终成为我学术生涯的关键转折点。
初到剑桥，我深感不安，如同只学了一节游泳课就被扔进深水区。我的博士课题聚焦马克思的思想，这个选题与我个人经历密切相关。1972-73年，我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也正是在那时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曾作为助教工会成员参与因薪资过低而引发的罢工活动，我从中真切体会到作为一名工人的意义，这意味着深入工人阶级群体，无论是表达异议还是协商解决问题，都要与管理层展开博弈。这种“政治学”的实践教育弥足珍贵。话题回到1978年，剑桥的博士培养模式与北美截然不同：没有必修课程与阶段性考核，历史系博士项目完全围绕学位论文展开。论文篇幅要求在八万字左右，当时学生完成论文的平均周期长达七年，我四年完成实属例外，但学术压力远不如当今这般严苛。最重要的是研究本身的原创性，你必须做出前所未有的研究。而在历史学领域，这种要求不是困难，而是极其困难。
正如我所说，我的研究主题与马克思有关。我关注马克思是如何处理政治问题的，亦即马克思是怎样的民主主义者？他在什么时刻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所接触的组织形式又如何促使他改变看法？自马克思起，历经列宁、斯大林，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存在诸多不同的政治组织观念。在《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种计划体制下，马克思如何设想国家将最终“消亡”？我开始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尤其是在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中，他从何处获得灵感。当然，马克思极度重视原创性，他喜欢标榜自己是原创者，因此他在1844-1848年间努力拉开自己与大多数早期社会主义先驱之间的距离。我花了近一年时间研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及英国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原因之一就在于两者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例如都主张在理想社会中国家将会消失。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维持工人秩序的强制性政治机制，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以监督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转型过程。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这一政治设想最开始是由早期无政府主义作家以认真而系统的方式加以探讨的。当时我主要是在英语语境下进行研究，尽管我也接触到一些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比如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对他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介于葛德文与马克思之间的中间群体是早期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当我开始研究葛德文的伙伴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和欧文派时，又一桩机缘巧合不期而至，我发现伦敦大学参议院图书馆（Senate House）藏有最完整的欧文文献档案。1969年，社会史学家约翰·哈里森（J.F.C. Harrison）写过一本重要著作，名为《罗伯特·欧文与英美的欧文主义者》（Robert Owen and the Owenit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该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参考文献，多逾百页。最初看到这本书时，我心想：“恐怕我已无法对欧文主义提出任何新的见解，哈里森已经读过所有资料了。”但我仔细阅读后才意识到一个幸运之处，该书罗列的书目虽然详尽，但哈里森只选用了全部资料中的一小部分。那些由他学生整理却未被深入挖掘的档案，那些成百上千份从未被认真研究过的文献，最终成为我博士论文及前两部专著的思想矿脉。
《机器、货币与千禧年：从道德经济到社会主义》（ Machinery, Money and the Millennium: From Moral Economy to Socialism），格雷戈里·克雷斯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276页
我在完成博士学位大约四年后，也就是1987年出版了《机器、货币与千禧年》。两年后，我于1989年出版第二本著作《公民与圣徒》。在此之前，我的早期社会主义史研究路径曾因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一个名为“政治经济与社会（1750-1850）”（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ety 1750-1850）的大型学术项目而发生部分转向——该项目由伊斯特凡·洪特（István Hont）和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主持，重点关注苏格兰启蒙运动对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他们当时需要学者参与研究苏格兰人对欧文主义所作的丰富贡献，便聘用了我两年。当时还没有严肃的现代学术研究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此前的确有一些对欧文、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研究，以及关于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合作运动的论著，还有马克斯·比尔（Max Beer）的社会主义史著作，后来则有柯尔（G.D.H. Cole）的作品，以及对记者乔治·穆迪（George Mudie）等次要人物的考察。
于是，我的研究进入了两条并行的路径：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更偏重政治思想的研究。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探索，最终形成了《机器、货币与千禧年》一书，这项研究让我认识到，社会主义运动自萌芽之初就存在着对社会主义概念意涵的多元化理解。首先，欧文本人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主张财产公有，其理想社会是容纳一千五百到两千人，最多不超过两千五百人的小规模乡村社区，居民从事农业与小规模制造业劳动，规避重工业压力与精细化劳动分工带来的工作强化困境。而欧文的早期追随者中，威廉·汤普森、乔治·穆迪、约翰·格雷等代表人物（均在《机器、货币与千禧年》中设有独立章节加以讨论）却得出了迥异的结论。他们几乎都接受了这一新社会原则的革命性质，欧文最初称之为“社会体系”（the social system），后来将其简称为“社会主义”（socialism）。他们将这种社会体系视为个人体系的对立面，后者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但他们并未从这个新原则中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影响下，欧文在新拉纳克纺织厂的合伙人之一汤普森率先提出“自由市场社会主义”的构想，主张社区之间可以相互竞争，以最低成本生产商品。汤普森、格雷与后来的约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都认为，新社会精神的功能载体应是民族国家而非小规模社区，这标志着整个运动根本方向的重大转变，同时也再次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可能发挥的作用将远超欧文当初的任何设想。
总之，我的早期社会主义研究大致从1978年持续到1983-1984年。1982年秋季完成博士论文后，我赴西德汉诺威大学就任首个教职。
那么，您的研究兴趣是从何时开始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转向乌托邦思想的？是什么原因促成您学术旨趣的转向与延展？
格雷戈里·克雷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从社会主义转向更广义的乌托邦思想研究，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与早期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称其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比早已为学界熟知。很明显，乌托邦思想是社会主义悠久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回溯至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作品及系列文本，从许多方面来看，莫尔堪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乌托邦结社形式的“祖父”。莫尔的《乌托邦》是继柏拉图之后首部主张“公有财产是实现长期社会和谐与幸福的唯一途径”的重要著作（尽管应记得该文本部分具有讽刺意味），它深刻指出唯有如此才能废止富人攫取大部分财产、压迫和剥削穷人的社会痼疾。
1518年莫尔著作《乌托邦》中的插图对页版画
《乌托邦》1997年多佛出版社版封面
碰巧的是，1984年我在西德汉诺威大学英语系任教时，系里正统筹编辑有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的论文集。自少年时代起，我便非常喜爱这部作品，奥威尔是我终身的文学与政治偶像。后来我在《反乌托邦：一部自然史》（Dystopia: A Natural History）中设有专章来深入剖析其思想。从那以后，我越来越关注十八至二十世纪的乌托邦文学，它是一种传达和批判社会主义思想的载体。在研究中，我大抵将乌托邦文本视为思想小说（novels of ideas），而将其中更具文学性的研究维度留给我那些受过文学批评训练的同仁们。我耗时两年研读该领域所有重要的二手文献，继而追问——哪些研究空白亟待填补？现有的学术谱系存在哪些盲点？该领域的文献综述现状如何？这是一个研究数量极其庞大的领域。我的同事莱曼·托尔·萨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出版一份非常优秀的书目索引。据他估计，在我们称之为“乌托邦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大约已有八千余部作品问世。
但我很快就发现，这个领域并不仅仅由乌托邦文学构成，而是包含三个面向。其一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比如欧文和傅立叶的社区实践；其二是关于乌托邦的思想，涵盖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等等；其三是文学形式的乌托邦文本，大约百分之五十的研究聚焦于文学领域。而我所感兴趣的，正是乌托邦这三重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现代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题——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开始在该领域发表系列论文，撰写专著，最新的一本名为《濒危星球的乌托邦主义》，该书主张，需要在传统政治思想关注的焦点外增加第三项原则：可持续性。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乌托邦主义就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向。在此期间，我连续担任欧洲“乌托邦研究学会”（Utopian Studies Society）的主席，我们每年七月组织一次聚齐百余位学者的学术会议。可以说，我投身乌托邦研究这一学术志业，已逾数十寒暑。
能否简要介绍您最新的研究专著《濒危星球的乌托邦主义：后消费主义时代的生活》（Utopianism for a Dying Planet: Life after Consumerism）（2022）？您想在书中传递什么样的意旨？
格雷戈里·克雷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德国生活期间，被德国人称之为“森林死亡”（Waldsterben）的生态灾难——即工业城市排放导致的大规模森林枯死现象——就已受到广泛关注。此时，绿色运动逐渐兴起，多个欧洲国家出现绿色环保政党的雏形。我当时就已意识到这些问题，也亲眼目睹了环境破坏的严重性，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真正考虑过整颗星球完全毁灭的情景，早期的环保主义者也从未设想过地球会面临彻底毁灭的可能。然而，2000年前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残酷前景的真实性。人们开始认真讨论和系统监测二氧化碳、甲烷以及其他有毒气体的排放量，这些数据被记录、被绘制成图表。可以说，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渐趋分明，人们逐步意识到，这将是整个人类所要面对的危机，其后果可能是地球的彻底毁灭以及人类生命的终结。
2017-2022年，我花了五年时间写作《濒危星球的乌托邦主义》，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首先阐述问题所在，过度消费，尤其是高排放行为的泛滥导致了全球变暖和物理性环境破坏的进程加剧，我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停止或大幅减少这种破坏行径。第二部分探讨乌托邦传统，特别是社会主义传统，如何教会我们减少消费。其实，从各类社区实验到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其丰富的思想传统中包含大量有用的建议。这足以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可以克服对物质商品，尤其是对奢侈品的依恋和痴迷，人类可以在不破坏地球的前提下过上优质的、体面的生活。本书的最后部分详细阐述了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案，这是我写过最具实践意义的内容，其中包含一套以可持续性原则为核心来重构国际经济的系统性规划。
如您所说，您对乌托邦理念的关注其实缘起于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追溯。经过多年对社会主义思想谱系的梳理，您如何理解和定义“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格雷戈里·克雷斯：“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分对任何该领域的研究者来说都不陌生，并且它常常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间的著作相关联——他们在这些著作中批判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例如欧文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以及蒲鲁东及其追随者。1845-1846年冬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写下了后来被称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就像马克思的许多早期著作一样，这本书在他们生前从未出版，这令人生疑：他们不出版这本书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如今，《德意志意识形态》被认为是马克思最有力的早期著作之一。它首次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且几乎奠定了后续所有马克思著作，乃至后世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因此，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起点，必须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但疑问依旧存在：他们为什么没将其出版？此外，这份现存手稿的内容极为复杂。其中包含数种不同的笔迹，大量被划除的素材，还有一些极具价值的表述——这些文字记录了他们二人在那段时期共同探讨问题的独特思路。例如那句令历史学家心驰神往的著名论断：“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竟被马克思或恩格斯划去。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改变了看法？抑或认为这种表述过于突兀？我们不得而知。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该文本如此重要。
目前可以归纳出五个理由。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本书中想要宣布一种新的世界观。当然，此时尚未爆发1848年革命——这场革命在此后不久便震撼欧洲。在社会主义传统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里，重申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核心主题。换句话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有效的理论，被完整保留并延续转化到了《共产党宣言》之中。
第一项主题关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的时机。大多数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欧文派和傅立叶派认为，如果你能建立起模范试验性社区，并证明人们在这种社区中生活会更加幸福，其他人便会自发仿效，进而实现社会的转型。他们相信这种变革可以从少数人做起，最终扩及整个世界。而马克思则在恩格斯的引导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当时恩格斯居住在曼彻斯特，与英国宪章派关系密切。“科学”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改变现存制度。但这场革命只有在现代社会两大主导阶级间的关系因生产方式而陷入最严重危机时才会发生。恩格斯曾在曼彻斯特向欧文派学习政治经济学，欧文派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构建一种经济危机理论，并认识到此前曾多次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以棉纺织业为例，当新机器被引入到以前只能经由手工或原始机器完成的制造工序时，生产要素会剧烈增加。假设原来一个工坊一天生产二十件商品，引进新机器后便能生产两百件，但市场的需求也许只有一百件。你当然可以试图扩展市场，通过广告、营销激发需求，但这需要时间。机器的引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再考虑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哪怕算上机器成本，总体成本仍呈现降低趋势。但与此同时，成百上千的工人因此失业——这就是市场需求饱和、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类危机将不断恶化。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周期内，大资本家通常拥有更强的生存能力。他们在银行里有更多的资金储备，可以暂时关闭工厂、解雇工人，等待市场回暖，不会面临破产的窘境。而小规模生产者没有银行存款，只能破产倒闭。大资本家此时会趁机收购小规模生产者有用的机器设备，进一步壮大资本。于是，大资本家变得更加富有，小资本家则沦为无产阶级。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会不断积累，最终导向一场重大的市场危机，届时数百万工人将与少数极富有的资本家对峙，那时，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推翻。这是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失败的马克思主义主流范式，但它现在已鲜少被提及。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关键区别：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寄希望于示范实验的推行，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必须经历一场由重大经济危机推动的社会革命。
第二个区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都试图精确地规划未来社会的具体样貌，但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切实际。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兴起创造了不同的环境，你根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所以，如果你只是画出一张蓝图，它很可能在社会制度真正发生变革时就已经过时且无关紧要了。因此，这种“未来食谱”式的精确规划和蓝图构想，正是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二个区别。不过，我们在此也必须指出这个问题中常被忽视的一种张力：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似乎主张当下或多或少是从过去自然生发而来，我们只能顺着历史浪潮前行却难以预知其最终走向，那么《共产党宣言》则鲜明支持近乎完全的计划经济，这暗示着我们需要对未来目标具备相当明确的预见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至今仍未得到彻底的调和。
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规模。欧文和傅立叶等人强调的是小规模社区，他们认为，或许有一天，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会由这些社区组成。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革命不仅是民族性的，还必须是国际性的。因为历史教训仍历历在目：法国大革命遭反动势力围剿，俄国革命亦复如是。所以，为了成功，革命必须是国际性的。从军事角度看，如果革命只发生在一个国家，它很可能会被资本主义强权压倒。
第四点我之前已经提到过，即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大多是非暴力的。法国共和社会主义者继承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传统，较为激进。但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如傅立叶派、圣西门派、英国的欧文派以及其他一些边缘的宗派社会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完全非暴力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暴力革命视作唯一的出路。当然，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条和平的社会主义转型道路，即在民主多党制中，最大的党派成为社会主义政党，并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似乎是个完全可行的策略。但大多数阅读过马克思著作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是唯一可能成功的策略。
第五个区别在于“谁是推动变革的主体”。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比如欧文，他曾将其组织命名为“全民族各阶级的联合协会”（Association of All classes of All Nations）。欧文希望那些仁慈、志同道合、受过教育的人能引导未受教育的民众进入他所构想的“新道德世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是极不可能的。即使有少数资产阶级（如马克思以及恩格斯）背弃资本主义事业转向社会主义阵营，也绝不意味着会出现足够数量的知识分子或受教育阶层（更遑论实业家及其他中产与劳动阶级）成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真正能实现系统性变革的，是工业工人阶级，而不是农民（这也是中国革命与早期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理论之间的重大差异之一）。工业工人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组织最严密、因现代工业劳动的集中性而最具凝聚力的阶级。他们通常是熟练的机器操作工，需要具备相当高的教育水平，而且他们集中居住在工业区和工业城市中，拥有共同的利益认知。在充分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后，他们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关于世界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它将走向何方，《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阐释框架，重塑了我们的认知。该解释模型在《共产党宣言》中延续，它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生产方式”体系，最近者为封建制度，当前则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四个阶级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为关键，二者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任何特定社会状态的最重要来源。正如英国共和主义作家詹姆士·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所言，与所有其他社会形态一样，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律权力的关键都在于财产的分配。一旦识别出某个社会中哪个阶级占据主导地位，你就可以剖析这个社会的运作方式。因此，如果资产阶级是主导阶级，那么你就可以推导出政治制度的面貌：即资产阶级政党将占据支配地位。你就可以推断出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保护，你也可以推测出哲学关注的对象，即个人权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些思想都并不批判资产阶级制度。因此，对财产所有制的认知成为揭示社会全部秘密的关键钥匙。这种将庞杂人类社会知识简化为基础公式的视角，堪称彻底的认知革命，只要你掌握这一公式，便能获得洞察社会的非凡能力。
正是这一认识最初使我成为社会主义者。我曾一度想成为一名国际法律师，直到我读到大卫·休谟关于法律的论述。休谟曾读过哈林顿的著作，他指出，整个法律体系都建立在财产所有制之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财产所有制之上。我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从小被教育要相信法律是一套中立的程序，我们通过它在社会中裁决公平，以确保至少在权利层面的（如果不是在物质财富方面）公正分配。而休谟和马克思的观点令我醍醐灌顶。在近几年里，正如我们从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公投中看到的那样，一批亿万富翁阶层拥有操控选举结果的能力。在许多资本主义社会，选举制度已被金钱驱动的错误虚假信息所腐蚀，信息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来成千上万次地轰炸民众，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移民问题的谎言与不实之词。而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往往无法辨别真伪，缺乏多元的信息来源去判断孰真孰假。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制度被简称为“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在德文的原始表述中，“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主要指的是对社会问题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并不等同于狭义上的自然科学研究，它意指系统性的而非科学性。在英文中，如果你理解“systematic”与“scientific”两个词的区别，便可明白，前者强调的是谨慎的、有条理的、深思熟虑的研究，而后者则倾向于以实验室研究和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但在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中，始终缺乏自然科学所要求的准确性与精确性。尽管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苏联时期，曾试图把“科学社会主义”说成是类似于万有引力法则的不可违逆的自然定律。但其实，最初的表述所指明的是，如果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就能大致判断经济危机将如何促成其终结。这种“科学性”体现在，经济学是所有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但在经济学具备任何真正的预测能力之前，仍需考量诸多变量与不确定因素。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您陆续主持一系列原始资料的汇编工作，并出版若干论文集，其中代表作有《剑桥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史》和《剑桥乌托邦文学指南》。您多次强调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文本为中心，该取径有何独特的解释力？您如何理解语境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在您看来，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思想史研究是否存在着基本的方法论立场，如果存在的话，它应该是什么？
格雷戈里·克雷斯：我认为关于研究方法的首要原则是：每一个研究领域，乃至每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实际上都会产生它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因为方法是由研究者可获得的资料来源所决定的。针对任何一个个体思想家或特定文本的研究，其可用资料的数量可能差异极大，乃至悬殊。
例如，要研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思想，就必须了解边沁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的思想和生平，你还得了解密尔的个人生活，比如阅读迈克尔·帕克（Michael St. John Packe）和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撰写的标准传记。此外，你还要认真研读三十卷本的《密尔文集》。回溯一位思想家留存的书信，常常能极大地启发我们对其思想的理解。对于许多作者而言，如若可利用的材料趋于有限，则其“语境”相应收缩，从而为推测性阐释留下更大的空间。
因此，差异语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利用材料的多少。例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如何随时间演变的极佳线索。再来看欧文的信件档案，虽然库藏几乎并未收录他早期生活（直至1820年前后）的信件，但自那之后我们拥有海量资料，其中上千封信件和小册子被重新整理出版，这为学者研究其晚年生活及后期思想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源。这足以说明，哪怕你想采用语境方法，但如果你缺乏材料，你所能做的也只是推测。当然，历史学家不喜欢推测，除非他们有冷冰冰的、硬邦邦的、经验性的证据，他们希望能够说出“X写信给Y说了什么”，并由此得出一系列结论。在哲学或政治理论领域，这种分析相对容易，因为该取径更关注思想本身意味着什么，它们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与其他观念相关联，以及它们在当下可能具有的意义。而思想史家的首要任务，是清理现场，确定某一观念在何时何地被如何提出。因此，当我们研究某一思想的核心表述时，比如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的“伤害原则”，我们就必须说：“在评判这一观点之前，你必须先看密尔在《逻辑体系》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是如何讨论这一主题的”，还要考察密尔与他人的通信内容等等。这就是“语境”的价值，也是思想史与其他研究路径之间的区别。但这是一种要求极高且耗时费力的方法，它具有无限回溯、永无止境的倾向，亦即不断追溯史料来源的源头。
因此，尽管研究的基本原则是明确的，但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方法，这完全取决于你所研究对象的史料丰富性与多样性。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一个留存资料丰富的思想家总是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通常而言，愈是趋近现当代的思想家，关于其生平和著作所留下的文献记录就越密集。相反，越是往历史深处追溯，我们能够获取的补充性材料就越少，也就越难以考察私人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而在密尔的案例中，这点极为关键，密尔与哈瑞特·泰勒（Harriet Taylor）的关系不仅仅是私人情感层面的，两人更是有着深度的智识合作。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因为女性对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常常被忽视。目前已有大量著述对此展开探讨，因为密尔告诉我们，两人的关系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密尔明确表示，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以来，无论是《政治经济学原理》，还是二十年后写就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哈瑞特在他主要著作的写作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密尔坦言，是她让他成为女权主义者，并将女权主义转变为他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当然，早在认识哈瑞特之前，密尔就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女权主义者——这得益于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与圣西门派、傅立叶派的接触，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几乎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扩大女性权利。但毫无疑问，哈瑞特进一步强化并激发了密尔的这些思想倾向。
相较于斯金纳和波考克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考察，您更关注左翼思想的发展脉络，研究取向的偏差如何影响您治学方法的择取？或者说，从您的视角如何理解他们的研究进路？
格雷戈里·克雷斯：这要谈到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整体发展。从1975年攻读硕士学位至今，我涉足该领域已有五十年。总体而言，政治思想史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比以往规模更大、更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这几乎完全归功于两位领军人物：一位是美国的波考克（J.G.A. Pocock），另一位是英国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我与他们两位都相识甚深，并对他们都怀有极高的敬意。在波考克调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时，我接任了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职。后来，我多次在学术会议及私人场合中与波考克交谈，这位渊博的学者总是如此真诚亲切、平易近人。1978年，我曾在剑桥大学聆听昆廷·斯金纳的讲座，此后在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与他逐渐相知。两位学者皆以全副热忱投身学术志业，其深远影响力持续推动着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发展。
然而，我早已发现，我的观点与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重点之间存在某种政治张力。我的学术生涯始于政治理论领域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在那个冷战方酣的年代，马克思被视作整个社会主义传统的标杆性人物，而西方政治传统中左翼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阐释者之间的对立仍势同水火。波考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遭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诸多攻讦，以法国大革命研究为参照，波考克显然更同情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及其《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他就此写过不少文章，他并不偏向于我所认同的民主或左翼革命传统。我猜想斯金纳亦持相似立场。简言之，守护以“自由”概念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传统，似乎是二人学术研究的政治旨归。当然，他们的这种取向是可以理解的，也确实值得称赞。
然而，这些偏见让我感到不安。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已逐渐相信，在计划经济、对社会平等更高程度的追求、以及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之间，达成某种调和是可取的。但若以自由绝对优先于社会平等的思想传统作为达成这类和解的理论基础，必将极其困难。不过，在波考克的著作中，尤其是某些特定的篇章里，仍能隐约看到这种调和尝试的可能性。他在恢宏巨著《马基雅维里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中详细阐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以及古典世界政治遗产在他所称的“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形成过程中的传承与重塑。在该传统中，詹姆士·哈林顿主张通过“土地法”来限制财产权，无疑是此间的“左翼”代表。然而，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辩论中，波考克似乎更同情柏克对绝对主义的支持，而非议会改革派对民主的热忱。在我看来，历史已经在这场争论中为潘恩而非柏克正名，因此波考克的立场令我颇感费解。尽管如此，他与斯金纳一样，始终是研究共和主义传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
冷战争端的余韵在苏联解体后有所消散，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意识形态对抗所留下的痛苦并未完全消弭。去殖民化与全球化进程，新一轮的女性主义浪潮皆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新的锚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逐渐式微，但在大学内的历史观点分歧依然存在。大约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尤其在英国，高校院系开始逐步丧失对行政事务的自主管理权。除管理层外，薪资持续下降，教学任务加重，学术自主性遭到削弱。大学实际上正被改造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翻版，而这种“商业友好”的意识形态也被鼓吹为现代大学运作的根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西方大学中已无法继续从事社会主义或左翼思想的历史研究。但这项任务确实变得更加艰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政治思想研究必须从三个而非两个关键概念的互动出发：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可持续性”，其下是“自由”和“平等”。如果我们无法遏止当前环境破坏的加速进程，无法保护自然界，那么讨论一个社会应追求何种程度的自由或平等便毫无意义。一旦全球气温上升幅度超过二摄氏度（目前平均气温已上升一点六摄氏度），人类文明将面临灭顶之灾。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思想史的角度反思，人类何以陷入如此危局？又该如何破局？这正是我撰写《濒危星球的乌托邦主义》的根本动因。
您从事历史研究数十载，也深知目前年轻一代学人的成长会遇到很多困难，在中国也有“躺平”一说。依据您的从业经验，您对现在同行业的年轻历史学者，以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习与研究思想史的学生有何建议？
格雷戈里·克雷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现在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无疑面临着一个令人望而生畏、极具挑战性的前景。在西欧和北美，高等教育正处于危机时刻，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尽管他确实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都造成了损害。他对大学的攻讦，本质上是任何时代愚昧者的共同伎俩，是对知识分子的猜忌，是对科学精神的蔑视。
所以，对于有抱负的年轻学者来说，你必须意识到这将是一场艰苦的奋斗，唯有全力以赴方能有所成就。光投入时间是不够的，你必须更高效地工作，这意味着你得能够发表文章，得能够轻松地写作。你需要对这个学科怀有一种近乎超越一切的热爱——可以说，你必须心甘情愿与之“缔结婚约”。英语世界里有句俗语：成为一名学者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一份职业，更是响应一种神圣的召唤，犹如接受一份神父或僧侣的圣职。我们都有这样的顿悟时刻：深夜里独坐图书馆，突然茅塞顿开，在世间万千可能中，你意识到这就是你最热爱的事业。这一刻你便明白，你已别无选择，必须投身于此。而你一旦领悟，便将终生恪守这份志业。
如今，仅仅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已不足以应对挑战，你还必须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你要掌握一套与学术研究全然不同的技能，那就是与他人沟通的能力。你必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保持对学科的热忱，让教学始终充满吸引力。这也意味着你必须成为一个引领者，而代际之间的认知差异，年轻人对同一概念的理解方式截然不同，都让教学变得更加困难。你要能够传递出你内心的热情——这或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激励学生，他们会自然地想到：“既然老师如此真切地热爱这门学问，那它一定有着值得探索的价值，一定值得我们切身投入。”一旦成功传递出这种热情，教学就成功了一半，因为学生们将由此主动投身必要的艰苦研习。
我想，对任何人而言，最重要的建议或许是：要尽快确定学术是否真是你此生最想投身的事业。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就必须准备好作出巨大牺牲——无数个夜晚、无数个周末都将被研究工作占据，在取得成功前的数年里，你的社交生活将大幅缩减。然而，学术之路终将馈赠丰厚的回报：例如与同仁进行深刻而有意义的对话、赴各地交流访学、参与专业著述，乃至获得晋升与发展。关键在于要审慎选择你的研究领域，并努力成为该领域公认的专家。若初始选择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不妨适当拓宽其边界以增强学术影响力。但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对研究对象的满腔热忱，如若没有发自内心的强烈兴趣和求知激情，你将难以维系精深研究所必需的持久动力。回报或许不会立刻彰显，但假以时日，你终将收获丰沛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