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陶瓷史研究的多重可能性——第三届“复旦大学-高丽大学东亚陶瓷史研究国际交流会”纪要

作为世界陶瓷生产与贸易的核心区域，东亚地区因其在陶瓷技术传播、跨区域经济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关键地位，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相关研究正日益呈现出更为宏观的跨文化比较视野，亟需更多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在此学术背景下，“复旦大学-高丽大学东亚陶瓷史研究国际交流会”在2023年应运而生，成为推动两校陶瓷史研究生跨国界对话、了解学术前沿的重要学术平台。

4月20日，第三届复旦大学-高丽大学东亚陶瓷史研究国际交流会在高丽大学举行。这也是前两届交流会以线上形式举行后，首次在线下开展。交流会由同德女子大学讲师全南彦担任主持，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成高韵、高丽大学硕士马英玲与高丽大学硕士生文爱莲担任翻译。

高丽大学教授方炳善致开幕辞

开幕致辞中，高丽大学教授方炳善首先对这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致以诚挚的祝贺。方炳善教授提到，自2019年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与高丽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系签订合作协议以来，双方密切合作，此次会议是两校共同举行的第三次交流会，首次实现了面对面的交流。方炳善教授代表与会的高丽大学研究陶瓷史的金允贞教授、金恩庆教授，共同欢迎复旦大学师生的到来，也希望两校的交流合作能够不断持续。

复旦大学教授刘朝晖作主旨演讲

交流会的第一场报告，呼应“东亚陶瓷史研究”的主题，由复旦大学教授刘朝晖进行“陶瓷史研究的亚洲视野：复旦团队的研究工作与项目计划”的主旨演讲。报告首先从陶瓷史研究与历史学领域对“亚洲视野”的学术倡导切入，深入分析了这一研究视角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系统阐述了东亚陶瓷史的研究成果。随后，基于自身丰富的海外访学和研究经验，刘朝晖教授详细探讨了陶瓷史研究拓展亚洲视野的具体路径。在这些实践框架下，复旦团队先后展开 “东亚陶瓷史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和“阿瑜陀耶宫廷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整理与研究”等重要课题，通过定期举办东亚陶瓷史研究国际研讨会、与韩国高丽大学和日本筑波大学建立线上交流机制、编辑出版《东亚陶瓷史研究通讯》等系列学术活动，为构建一个系统化、常态化的亚洲陶瓷史研究学术交流平台作出努力。

（左上）复旦大学硕士生熊喆（左下）复旦大学博士生张爱星 （右）高丽大学博士生金耿印

会议第二场，主题聚焦于中、韩两国陶瓷史研究的最新动态。这也是前两届交流会延续下来的传统，有助于双方知悉彼此国家的陶瓷史学术前沿，更好地进行学术对话。

复旦大学硕士生熊喆和博士生张爱星合作，介绍“2024年度中国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报告围绕陶瓷窑址考古新发现、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三部分展开。其中，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和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霍州陈村瓷窑址的发现填补了北方地区精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五粒泥浆粘钉间隔”也是霍州窑独有的制烧方法。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中共提取了543件（套）文物，其中的明代珐华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的首次发现，也是珐华器在明代外销的重要例证，突破了以往对珐华器的传统认识。报告还重点介绍了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瓷业遗址群，2024年为配合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对景德镇相关遗址展开系统发掘，发掘点涉及镇区瓷业发展、原料来源产区、燃料来源产区、道路交通网络、多元宗教信仰等多方面，揭示景德镇瓷业发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高丽大学硕士生赵加恩对这一报告进行评议，她认为陶瓷考古遗址被评为中国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及景德镇为申报世界遗产所开展的相关工作，都凸显了陶瓷考古的重要性。其次，通过陶瓷史研究、出版和展览等方面的介绍，也体现了当前中国的陶瓷史研究趋势，正在从文物本身扩展到其对社会影响的探讨，同时也更加关注陶瓷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如何更好地与大众共享。高丽大学博士生金耿印和高丽大学硕士生金是贤以“2022年至2024年韩国陶瓷史研究状况与动向”为主题进行报告。报告指出过去三年间韩国的陶瓷史研究动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新资料的积累与既有资料的再发现，新资料以康津祠堂里窑址发现的馒头窑为代表，被评价为能改变高丽青瓷理解范式的考古学发现，也是高丽窑业技术受中国影响的另一例证，同时伴随着资料的电子化，许多文物也被重新进行解读；其二，时代与地域的拓展，就时代而言，韩国对陶瓷史的研究由原先集中在高丽、朝鲜时代，到如今将研究关注的时代延续至20世纪前期，就地域而言，研究范围也由原先集中于韩中交流进一步拓展到东南亚、美国、欧洲等地的陶瓷交流活动，韩国学界的国际学术交流也变得更加活跃；其三，跨学科研究的活跃化与研究方法论的多样化，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从制作、流通和消费等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对陶瓷史进行理解，同时越来越多地引入数字技术对考古数据进行分析，增加研究成果的说服力。相信随着当下研究趋势的发展，陶瓷史研究将不仅停留在风格史的范畴，还能发展成为揭示更加复杂、多层次历史实态的学科。

该报告的评议人复旦大学博士生薄小钧认为，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时间和空间，还是在研究主题上，都有所拓展。通过不断反思和拓展方法论的边界，使得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涉及了社会史、技术史、贸易史、全球史等领域，以及发展出更多的跨学科合作和研究。同时她也分析了中国关于韩国陶瓷史的研究现状，指出具有多关注高丽青瓷、多讨论中韩古代青瓷制瓷技术交流和中国出土高丽青瓷的特点。近两年也相继有包括陶瓷在内的韩国古代艺术研究的论文集与译著在中国出版，呈现出东亚陶瓷世界内互为镜鉴、交互共融的学术景象。

（左上）复旦大学博士生薄小钧（右上）高丽大学博士生辛贤真 （左下）复旦大学博士生林奕婷（右下）高丽大学博士生安世真

会议第三场，由复旦大学和高丽大学的博士生分别带来专题报告。

复旦大学博士生薄小钧的报告主题为“明末清初景德镇瓷器上的文本装饰”。明末清初瓷器上以“诗书画印”的文人风格而著名，呈现出鲜明的“阅读性”。瓷器制作者对装饰用文本的选择从文本来源的类型区分，大致可以分为叙事文本、诗文文本、俗语文本三类，涵盖了戏曲、小说、故事、蒙书、诗词曲集、画谱、墨谱、笔记、叶子牌谱、日用类书、流行口语，等等。叙事、诗意、俗语三类文本之间，并不判然有别，在晚明发达的出版业和娱乐业的作用下，文本的意义与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从纸质媒介进入到瓷器成为装饰文本，文本本身也经历了迭代、“稀释”和重组三种变化，而版刻书籍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它们在帮助文本大众化的过程中，也使得文本脱离原本的语境，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装饰元素，人们在生产新的图文组合的过程中，也持续改写和赋予图文以新的理解。

高丽大学博士生宋志浩在评议中强调了这一研究的意义。首先，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过渡时期景德镇瓷器文本装饰的变化，以及在流通过程中文本意义发生转变的过程，有助于深入理解文本装饰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其次，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出版业与娱乐产业的发展对文本装饰使用及认知所产生的影响，揭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消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最后，研究指出了17世纪大量出口到日本的景德镇瓷器在海外呈现出文本装饰的新样态，进一步探讨了东亚地区文化互动与变化的现象，勾勒出了全球文化交流的进程。

高丽大学博士生辛贤真、硕士生李翰同的报告以“统一新罗遗址出土邢窑瓷器的现状与性质”为题。在9世纪初期至10世纪初期，邢窑海外出口蓬勃发展。这时朝鲜半岛因茶文化的流行，对茶具的需求增加，邢窑瓷器的输入与之密切相关。出土邢窑瓷器的遗址以寺院为主，其次是军事要塞，最后是王城遗址，器型以“玉璧底”圈足、唇口外撇的白瓷碗为主，结合出土地点可将使用阶层推测为寺院势力或统治阶层。日本的出土情况与韩国相似，说明作为禅宗修行方式的饮茶风尚的普及，使得邢窑茶碗的需求在东亚地区呈现共同特点。

该报告评议人为筑波大学博士生邱宁斌，他认为报告者敏锐地观察到了所谓“邢窑风格瓷器”的问题，不拘泥于单一窑口的判断，而把中国北方地区不同窑场所生产的面貌相似的白瓷器看作一个整体，这在实际研究中是切实可行的。报告者提到了韩国寺院遗址出土的邢窑白瓷，可能与饮茶风气有关。邱宁斌补充，9世纪初日本著名僧人空海曾到长安青龙寺求学，如今经过考古发掘，在青龙寺遗址发现了包括邢窑白瓷在内的茶器遗存，而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寺院遗址也出土了不少与饮茶相关的文物，如果能把中日韩三国9世纪寺院出土的茶器相关资料进行整理，或许也会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议题。

复旦大学博士生林奕婷的报告主题是“唐代至清代的祭器研究述评”，报告指出当前的祭器研究可分别置于制度史研究和文物学下复古研究的脉络中进行讨论。自2019年以来，有关祭器研究的论文数量迅速增加，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升温。当前关于祭器的研究集中于三代、宋元和明清三个时段，三代是祭器发源时期，唐宋之际是重要的礼制变革期，对于祭器器型的认识由《三礼图》系统向《博古图》系统转变，但《三礼图》系统的祭器依然在蒙元时期的渭-洛流域的墓葬中使用。明清时期的祭器发展可谓这一转变的余韵，这一时期的祭器研究以洪武、嘉靖和乾隆三个重要转变节点为主，与统治者的政治意图有着密切联系。对既往研究进行总结，可发现祭器研究正更多地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结合讨论，跨国界的祭器研究是未来祭器研究的重要方向。

评议人高丽大学博士生金昭延认为报告系统梳理了明清中国与朝鲜祭器的研究发展，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即系统整理两国吉礼祭器的实物与图像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比较两国祭器的演变轨迹。这一研究，能够以祭器为切入点，剖析国家间互动与权力结构的形成机制，揭示两国政治文化关系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凸显出祭器在礼仪工具之外，作为国家正统性与儒家秩序重要载体的属性。

最后，由高丽大学博士生安世真带来题为“朝鲜15世纪仪礼用粉青沙器的特征和生产意义”的报告。粉青沙器作为仪礼用器，与朝鲜正式确立了以儒教礼仪为核心的制度相关，其中王室藏胎仪礼用粉青沙器反映了世宗时期对礼制的制定过程中对王权的强化，以及对王室等级秩序的设立；国家祭祀礼采用粉青沙器，是为了将地方祭祀快速有效地统合进儒教祭祀体系当中；民间丧葬礼使用粉青沙器，可能受到王室和国家礼仪的影响，加之粉青沙器价格低廉、易于获取等优势。粉青沙器作为仪礼用器，最初同时用于王室、国家及民间仪礼。到了1450年代后，王室藏胎礼开始将粉青沙器与白瓷共同使用，民间丧葬礼受长方形白瓷墓志的影响，亦开始制作长方形粉青沙器墓志。至1480年代，王室及上层阶级不再使用粉青沙器，但国家和民间礼仪中仍持续使用粉青沙器作为礼器，至16世纪，仅民间丧葬礼仍使用粉青沙器。仪礼用粉青沙器在15世纪的变化也反映了朝鲜礼制政策的演变。

复旦大学博士生林奕婷在评议中认为，这一报告在系统整理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材料，对15世纪朝鲜仪礼用粉青沙器的编年、造型及生产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不仅揭示了朝鲜社会礼仪用器材质选择的变化，也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对粉青沙器的需求差异，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礼仪实践互动。如果进一步关注粉青沙器与铜器等其他材质的礼器的替代关系，以及不同地区窑址在生产仪礼用器上的差异，也许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粉青沙器在朝鲜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复旦大学与高丽大学师生合影

闭幕式上，刘朝晖教授表示交流会成立的初衷就是希望能为年轻学者提供交流切磋的平台，希望大家不仅能借此交流学术，还能增进友谊。今天的报告也表明陶瓷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即不仅可以是跨国别的研究，还可以是跨领域、打通古今的研究，希望各位年轻同学的持续努力，能够使陶瓷史研究的学术深度不断拓展、成为与不同人文学科进行对话前行的领域。

交流会圆满落幕，参与师生皆感获益匪浅。借由此次交流会，使得来自中、韩两国的陶瓷史研究者得以进行深入交流，了解两国的学术发展动向与学术范式。尤为可贵的是，此次通过线下交流，使复旦大学与高丽大学师生建立了更深的学术情谊，这份跨越国界的学人之谊，必将成为未来研究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坚实基础，为学术的推进播下希望的种子。

本次会议得到复旦大学“双一流”全球发展战略推进项目、韩国研究财团第四阶段Brain Korea21项目的资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