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话剧《Skylight天色》：独立女性遇上撒切尔遗产
仅剧本高密度的台词这一点，这并不是个容易讨当下观众喜欢的戏。它不仅有较高的表演难度，更有对导演水平的苛刻要求。至于对观赏者而言，亦是一场体悟与体力的考验。当谢君豪与王菀之在舞台上展开那些长达近3个小时的思想交锋时，剧场里不时响起的手机提示音与座椅的轻微挪动声，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当代观众对这类“台词马拉松”式戏剧的耐受极限。然而，正是在这种近乎残酷的剧场体验中，大卫·海尔笔下那个关于阶级、性别与理想主义的故事，在香港导演司徒慧焯的重新诠释下，获得了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英国当代剧作家大卫·海尔（David Hare）的后期代表作《Skylight天色》（《Skylight》，亦译为《天窗》）自1995年5月4日在伦敦科特斯洛国家剧院首次上演以来，先后斩获奥利弗奖与托尼奖双料殊荣，因始终以其锐利的社会解剖和复杂的人性描摹而受到欢迎，不断复排于舞台。
该剧讲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充满张力的故事：事业有成的餐饮业大亨汤姆（谢君豪饰），在妻子去世后，敲响了旧情人凯拉（王菀之饰）的家门。凯拉曾是汤姆的秘书，被汤姆妻子发现二人恋情后不得不离开，后成为一名投身贫困儿童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如今独自居住在简陋的公寓里。汤姆希望与凯拉重新开始，然而两人在价值观、生活理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一场激烈的对话由此展开。其间，汤姆的儿子爱德华的出现，更是加剧了矛盾冲突，使剧情更加复杂。
2019年4月该剧也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次搬演于中国，由法国女导演克劳迪娅·斯达文斯凯执导。相较于克劳迪娅以写实主义舞美风格来表演人物的亲密关系，香港导演司徒慧焯则更忠实于原著来完成政治思辨。但如何让这部充满政治辩论与心理博弈的作品在当代剧场中焕发新生，成为摆在导演司徒慧焯面前的一道难题。
海尔的社会解剖刀VS凯拉的女性困境
中国观众目前还并不太熟悉大卫·海尔，他的剧本从来就是关注政治和现实，而非简单的爱情故事。他是与哈德罗·品特、汤姆·斯托帕德二人齐名的二战后英国剧作家，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病灶的精准诊断能力。他创作题材广泛，涵盖英国教会、女性主义、经济危机、伊拉克战争、工党大选落败、英国铁路私有化等诸多方面，甚至涉及中国土地改革、英国脱欧等内容。然而，在创作这些宏大话题过程中，海尔逐渐意识到塑造质感浓重的人物面临着巨大困难。于是，他开始倾心于人少的室内剧，因为这类剧作更能深入揭示幽微人性和敏感关系。《Skylight天色》便是他在这种创作理念转变下的首次室内剧尝试。
《Skylight天色》创作的时间正值撒切尔主义影响达到顶峰的年代。剧情时间大约是在撒切尔夫人卸任首相职务后一年，剧中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背景中个人的不同价值取向及情感纠葛之间的冲突。汤姆这个餐饮业大亨的角色，几乎就是撒切尔时代新贵阶层的完美样本——他信奉“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愿改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商业成功等同于人生价值，甚至在试图挽回旧情人凯拉时，使用的依然是物质诱惑的逻辑：“我可以给你买套公寓，就在切尔西。”
凯拉是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她与撒切尔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撒切尔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小政府主义，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往往局限于传统角色。而凯拉却打破了这种常规，她努力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选择成为一名教师，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她的这种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对撒切尔时代社会价值观的一种反抗。在撒切尔时代，社会资源更多地向商业和经济领域倾斜，公共事业如教育、医疗等受到忽视。凯拉坚守教育岗位，体现了她对那些被撒切尔主义边缘化的“金钱无法购买之物”的执着追求，如知识的传承、对学生的关爱以及对社会公平的信念。
但是，凯拉的这种独立和坚守在现实社会中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她在经济上并不富裕，居住在简陋的公寓里，生活条件远不如身为餐饮业大亨的汤姆。这不仅仅是个人经济状况的差异，更是社会阶层不平等的体现。在撒切尔主义主导的社会环境下，像凯拉这样从事公共事业的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可。她的价值观与周围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导致她在情感、生活等方面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她与汤姆的感情纠葛，很大程度上源于两人价值观的巨大分歧。汤姆深受撒切尔主义影响，信奉“金钱万能”，他无法理解凯拉对物质生活的淡泊和对精神追求的执着。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使得他们之间的爱情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也让凯拉在感情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司徒慧焯的减法美学
原剧本本身的英伦文化根基深厚，导致在本土化呈现上存在一定难度。粤语版《Skylight 天色》的出现，为这部作品的演绎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可能。这部作品虽然情节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异常丰富的层次。从表面看，它呈现了汤姆和凯拉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但从深层次而言，这是一次关于社会阶层的深入探讨。在当时崇尚实业致富的英国社会背景下，海尔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会去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他通过剧中人物的塑造和对话，以犀利的笔触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剖析。而所有关于社会的探讨，全部埋藏在汤姆和凯拉的对话之间。因而，三个小时的戏就像是一部“室内话痨剧”。
面对海尔如此密集的思想性台词，许多导演会选择通过复杂的舞台调度来缓解观众的疲劳感。作为香港戏剧界的知名导演，司徒慧焯在执导《Skylight天色》时反其道而行之，展现出了独特的减法美学风格。与一些追求华丽舞台效果、复杂情节设置的导演不同，他以减法的方式摒弃了过多的外在修饰，将焦点集中在剧本本身的核心内容和演员的表演上。
灯光设计独具匠心，随着角色情绪的变化，灯光由冷冽渐次转为暖黄。这种灯光的变化不仅仅是为了营造氛围，更是角色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化表现。在剧情开始时，汤姆和凯拉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隔阂和矛盾，此时的灯光冷冽，暗示着两人关系的紧张和冷漠。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们逐渐敞开心扉，回忆起过去的美好时光，灯光也随之变得暖黄，象征着两人之间情感的升温。几件必要的家具悬浮在黑暗中，在甚至显得有些空旷阴冷的房间内将未尽的言语转化为丰富的想象空间。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去填补这些空白，从而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剧情之中。这种舞美设计方式，将舞台空间充分转化为角色内心的外延，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变化和内心世界。
在演员表演指导上，导演让演员通过细腻的表情、微妙的肢体动作以及精准的台词演绎来展现角色的性格和情感。谢君豪在表演中并没有刻意去强调汤姆的富豪身份，而是通过一些细微的动作和语气变化，展现出汤姆看似傲慢却内心孤独、困惑以及对凯拉复杂的情感。在与凯拉激烈争吵时，汤姆偶尔的停顿和眼神的闪躲，都透露出他内心深处对自己价值观的不自信。这种细腻的表演方式，让角色形象在繁重的台词中更有层次。
司徒慧焯的减法美学，使得该剧在舞台呈现上更加简洁、纯粹，让观众能够更加专注于剧本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体会话剧艺术最本真的魅力。
撒切尔遗产当代回响VS思想戏剧的困境
《Skylight天色》无疑属于思想戏剧的范畴，它通过精彩的对话和深刻的人物冲突，探讨了社会阶层、人性关系、价值观等诸多现实议题，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幽微。然而，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思想戏剧面临着诸多困境：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思想性戏剧该如何自处？当观众已经习惯短视频的即时刺激，还有多少人愿意静坐三小时，聆听那些关于日常散漫对话下的关于社会问题的深刻辩论呢？
笔者观看的场次中听到较为频繁手机掉地的声音。观后，刷到小红书APP关于此剧的讨论，发现不少提到“手机掉地的声音”，竟然是由于该剧节奏平缓且大量台词，“台词太多太难懂”，让观众昏昏欲睡，以至于手中手机不觉中掉在地上发出声响，一时成为小红书上侃笑的细节。这一细节，台上台下，恰成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剧中关于撒切尔时代当代回响的绝佳样本。
在英国撒切尔主义主导的时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张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个人主义的盛行弱化了对公共领域的关注，这种社会现实既为《Skylight天色》提供了核心冲突素材（汤姆的“金钱至上”与凯拉的“精神坚守”），也为思想戏剧的传播设置了天然障碍。当社会资源持续向商业领域倾斜，公共事业与深度文化产品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思想戏剧本就狭窄的受众群体更显边缘化。而这种影响具有了全球化与当代性的回响。不得不说，该剧即便有谢君豪等演员加持，无论在香港或是上海，其演出场次与推广力度仍远不及商业音乐剧，这何尝不是撒切尔遗产下“市场优先”原则对当代文化生态的直接影响。
剧中汤姆与凯拉的冲突，本质是撒切尔时代两种价值观的对抗，而当代观众因成长环境不同，对这种冲突的感知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受个人主义影响较深的观众，可能难以共情凯拉对“金钱无法购买之物”的坚守；而关注社会公平的观众，又可能过度聚焦阶层矛盾，忽略人物情感的幽微之处。这种理解偏差，使得《Skylight天色》这类思想剧场难以形成相对统一的传播共识，甚至出现“看情感纠葛” 与 “看社会批判”的割裂解读。
思想戏剧在当代社会面临着观众理解和接受的挑战。由于思想戏剧所探讨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复杂性，涉及社会、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观念，对于一些观众来说，理解起来可能存在困难。而且，当代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不同观众对于同一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可能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导致思想戏剧在传达其核心思想时，容易出现信息偏差或误解，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些观众可能只关注到了汤姆和凯拉之间的感情纠葛，而忽略了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社会批判和思想内涵。
然而，作为一个戏剧从业者，在做完上述看似有些偏题的思考后，仍然会对另一细节有一丝欣慰：场场爆满的演出结束后，总是大部分观众毫无离开的意思，而是在上音歌剧院门口有序排队，不惧三伏天的炎热，等待谢君豪的演后签名。
（程姣姣，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