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差旅黄金时代，结束了

审计风暴下，国企差旅众生相。

▲

01

最近，我去长春出差，顺道见了朋友老周。

他是某央企东三省地区部门负责人，算是个把控实权的中层。

吃饭时，他本来兴致挺高，中途拿出手机想订个下周沈阳酒店，结果划拉了两下，眉头突然皱成了 " 川 " 字，整个人愁眉苦脸起来。

我问他，都老司机了，怎么订个房这么费劲？

老周叹了口气说，" 现在订酒店太麻烦了，希尔顿欢朋都不能住。"

我有些不解。

东北这地界，希尔顿欢朋也就三四百块钱，完全在他们公司差旅标准之内，甚至比一些中端酒店都要便宜。

我问他，" 这也算超标？不是四星标准的商务酒店吗？"

老周摇摇头，压低了声音，" 不是钱的事，是名字不行。"

" 集团现在明文规定不让住五星级酒店，尤其是外资五星，审计组那帮人，不管你实际花了多少钱，他们只看发票上的名字。"

" 上次我去西安，也是住的希尔顿欢朋，400 多块钱一晚，结果回来报销，审计指着发票问我，为什么住希尔顿？是不是顶风违纪？"

老周当时觉得挺冤枉。

他努力和审计解释，说这个欢朋虽然挂着希尔顿牌子，但定位是中端，而且这是国企锦江运营的，价格很便宜啊。

审计不信，只认希尔顿这三个字，觉得这就是奢靡之风的代表。

最后为了几百块钱住宿费，老周被要求写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还被审计部门查了很久，核对是不是有其他违规消费。

老周端起酒杯，苦笑了一下。

他说，" 兄弟，最可气的是，我当时是为了给公司省钱，旁边那个亚朵都要五百多，我没订，特意选了个便宜点的，结果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从那以后，他学乖了。

出门只住名字朴素的酒店，环境差点意思也认了。

老周的遭遇，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和另一个朋友阿强的聊天。

阿强在一家广州大型国资旅行社工作，负责出境游业务对接。

那天聊天，他也满腹牢骚。

原来他这周计划要去日本东京，参加一场很重要的行业交流会。

签证办好了，机票出票了，酒店也订妥了。

结果临出发前两天，公司突然下文，让他取消行程。

公司的说法是现在形势下，尽量减少去日本这种敏感目的地，业务交流也不行。

阿强很无奈，如果不去，前期沟通全白费，还得罪同行。

我当时给他出主意，" 你护照不是没上交吗？实在不行请几天年假，自己去呗，反正也是为了工作。"

阿强都给气笑了，他说，" 偷偷去？你当现在的内控是摆设？"

" 万一被同事知道了，或者年底评审的时候被竞争对手举报了，去查我的出入境记录，那性质就变了。"

02

后疫情时代，肉眼可见的是，国企差旅口子正在越收越紧。

这种体感并非空穴来风。

今年以来，根据国资委最新要求，各级央企要坚决落实 " 过紧日子 " 要求，严控一般性支出，这就直接波及到了差旅预算。

老周说，自从这个要求被耳提面命后，" 一利五率 " 成为了悬在央企头顶的新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营收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想要保住利润，唯一的办法就是砍成本。

生产成本涉及原材料，那是市场定的。

人力成本涉及就业，太敏感不能动。

剩下最好砍、见效最快、且阻力最小的那块肉，就是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差旅费，正好处在这个射程范围之内。

老周无奈地表示，" 公司在利润总额和现金流的双重考核压力下，砍掉非必要的差旅支出，成了保住核心指标的本能反应。"

于是，国企出差成了一场关于合规的博弈。

老周在内的很多人愈发关心酒店、机票票据贴上去，会不会招来审计问询。

但这背后，不仅仅是缺钱，更是一种审计逻辑的异化。

根据 2024 携程商旅白皮书调研，92.4% 的企业将降本增效列为差旅管理首要目标，而在国企领域，这种压力转化为了对审批流的极致掌控，对合规的关注度远高于其他企业。

由此，审计人员也是人，也有 KPI，要去核实一家名叫 " 欢朋 " 的酒店到底是高端还是中端，需要调研市场价、查证品牌定位，成本太高。

但看名字里有没有希尔顿三个字，只需要一秒钟。

这种一刀切的审核方式，导致了部分国企内部出现了一种典型的防御性行政。

一如今年年中的 " 禁酒令 "，为了不出错，企业内部会制定比上级规定更严苛的土政策。

上面说严控五星级，执行层面就变成了带外资名字的都不行。

领导要求严控三公经费，层层下达后就变成了非必要不出差，能视频就视频。

在这种逻辑下，没人愿意为那个虽然名字叫希尔顿，但其实很便宜的酒店背书。

效率和性价比，在绝对的安全面前，被牺牲了。

除了财务和审计，还有一道无形的墙，叫舆论环境的聚光灯效应。

国企员工的身份，在当前的舆论场中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员工一条发日本开会的朋友圈，可能引发一场公关危机。

一次非必要的海外行程，可能被解读为享乐主义。

这种外部的舆论压力，最终内化成了企业内部的自我审查。

当低调，成了国企员工生存第一法则，我们看到了老周的无奈和阿强的退缩。

03

这场自上而下的国企差旅严管，正在重塑整个中国商旅市场格局。

最先感到寒意的，是那些挂着外资牌头的高星酒店。

过去，希尔顿、万豪、洲际是国企中高层出差的标配，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商务接待的面子。

如今，这些金字招牌成了烫手山芋。

一位华东地区的五星级酒店销售总监曾和我私下感叹，现在去国企谈协议价，哪怕价格降得比快捷酒店还低，对方也不敢签。

为了避嫌，也害怕触碰那根隐形的红线，大量国企差旅需求正在从国际五星向国产中高端品牌转移。

亚朵、全季、桔子水晶、维也纳这些本土中高端酒店品牌，正在意外接住这波下沉富贵。

它们名字接地气，价格适中，发票开出来安全合规，完美契合了当下国企低调务实的生存哲学。

这对所有的 TMC（商旅管理公司）也是一个新的命题。

以前，企业让 TMC 管差旅，核心诉求是比价，是把机票酒店的采购成本压下来。

现在，国企客户的核心诉求变了。

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便宜，还得安全。

比如，系统能不能自动屏蔽掉超标选项，迅速识别敏感目的地，审计进驻前就预警异常行程，成了比价格更重要的硬通货。

在这个新的周期里，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现实。

那个属于国企差旅的黄金时代，顺道游山玩水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度理性、克制、甚至有些刻板的算账时代。

这未必是坏事。

从商业的底层逻辑来看，差旅本质就是为了解决业务问题，当泡沫被挤干，面子被剥离，差旅终将回归到它最原始的工具属性。

只是，对于身处其中的老周和阿强们来说，适应这个过程难免有些痛苦。

尤其那些因为国际关系带来的误伤，抑或被一刀切规则错杀带来的委屈，在庞大合规机器面前，除了自认倒霉，没处说理。

但在这个冬天，每一个拉着行李箱奔波在机场、酒店里的国企人，都不得不接受这个新的设定。

差旅就是工作本身，枯燥、坚硬、且容不得半点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