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谈1927至1937年中共白区革命的曲折探索
李里（蒋立冬 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到政策路线与革命环境的主客观因素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白区与苏区均受到巨大挫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也是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原则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中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组织形态及运作形式的重要阶段。这种革命实践探索不仅发生在苏区，也同时存在于白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里最近出版了新书《地火燎原：白区党组织运作的多重面向（1927-1937）》，以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演化脉络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为线索，考察1927至1937年在白区革命过程中，中共地下组织在社会、组织与党员群体三方面的交互影响，从而理解其探索历程及最终走向。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李里认为：基于1927-1937年地下党曲折探索的经验积累，中共地下党可以说从“在地下的党”，转变为“适应地下斗争的党”。
《地火燎原：白区党组织运作的多重面向（1927-1937）》，李里著，开明书店，2025年11月出版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共党组织遭受极大的损失，转入地下，丧失了合法环境和行政环境，这些损失主要有哪些？
李里：首先是党员数量的大幅减少。1927年五大召开时全国党员约五万七千人，到1928年六大召开时已经不足万人。除了党员，中共领导的工会、农会的革命群众损失也很大。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组织报告里估计牺牲人数达到三十一万到三十二万。而且在牺牲的党员与革命群众中，有许多是有经验的革命骨干。
除了党员数量减少，当时白色恐怖还造成组织体系的紊乱。在破坏中，由于组织联络点被破坏、党员名单与通信地址遗失，许多党员没办法联系上下级，得不到有效的指示与援助。有一些地方组织很久后才与上级恢复联系。
此外，因为失去了合法的活动环境，中共在经费、设施、物资等方面也受到很大冲击。这也造成后来地下党员工作条件有限。当时在报告里就提到，很多地下党员“过着隐蔽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住处，经常更换地方，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患疟疾、肺结核，年纪很轻就死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我们谈这些损失还主要是仅限于当时。如果我们把1927年的破坏放在中共组织发展的脉络中，就可以发现，这是中共在短短数年从不足千人的小党跃居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政党后首次遭到的全面重创。刚刚经历北伐时期急速扩张后突然遭遇的挫败，给党员心态情绪带来强大冲击，对组织的存续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1927年白色恐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地下党组织的修复机制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修复能力这么强？
李里：北伐时期，中共大部分党组织是在公开、半公开环境下发展起来，因此最初也缺乏应对破坏的经验，恢复面临很多困难。但在摸索应对过程中，组织的优势就逐渐体现出来，推动了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从组织角度来看，这里面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中共在组织建设中形成紧密的纵横组织结构。1925年中共四大后，中共重点推进了各级组织建设，强化了组织的纵横结构。所以，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恢复整理党组织任务，“要使每个党员都不与党部脱离关系”后，党组织很快就能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着手整理恢复组织。另一点是失联党员、党组织有很强的组织能动性，能主动运用各自的社会网路聚合重组剩余组织，保持组织继续运作，联络上下级。我们现在看很多党员材料，就发现有很多与组织失联后自己找党的案例。这个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组织特点，很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党员训练，让每个党员个体都清楚组织如何运作及自己的责任。这样即使组织被破坏后也能自动恢复。所以，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前积累的一系列组织建设成果在大革命失败后就逐渐体现出来。当然，各地的情况存在差异。我们看到，那些平常组织训练抓得紧的地方往往就修复得快。在合法顺境中建立起来，训练松的地方就恢复缓慢困难些。
大革命失败后回乡找党的黄克诚
全书很多地方都提到经费的短缺，这些经费的筹措和使用的情况，能否大致介绍一下吗？他们如何在严苛的经济条件下发展的？
李里：这个问题杨奎松老师专门有文章论述。大体来说，地下党的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苏区、党费，以及自行筹措。其中，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在早期对中共帮助很大。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笔经费就日趋紧张。一方面是中共需要进行武装起义等活动，开支变大；另一方面是国共合作破裂后很多公开合法活动的便利就丧失了，增加了经费负担。比如原来机关可以公开设立，现在需要租赁许多房屋来掩护地下机关。而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无法随着中共开支扩大而增加，拖欠情况就较为常见。苏区经费是由苏区党组织派交通员输送财物给中央，受沿途交通状况影响较大，也不稳定。党费缴纳一是由于党员难以完全实现社会就业，一是存在相当数量的专职党员负责机关运作，因此许多党员都没有经济收入，党费自然数量有限。自行筹措方法就比较多样，比如商业经营、通过亲友关系筹措、在革命群众中发起募捐，以及从革命对象中攫取等方式。各地党组织面对的情况不同，方法各异，效果也不同。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过各地党组织经费自给的指示，但困难较多，没有完全落实。
地下党的常规支出主要包括房租、生活费、办公费、交通费、宣传费等项。其中，房租是用于租赁房屋设置机关，生活费是专任机关事务党员的基本生活补贴，也就是说机关的基本支出占总支出普遍比重较大。1927年11月统计显示，四川省委每月房租与机关人员生活费大概就占省委总经费的百分之三十。此外，召开会议或训练班、举行武装起义、群众运动的费用往往需要另外申请。
大量报告显示，在经费匮乏下，地下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非常困难。而以往地上党的经费模式显然是不能支持地下党的运作。这也迫使中共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第一，开支要很节省，不能像地上党那样设立那么多机关，要尽量减少。工作也要简化，会议、文件、交通等方面都不能耗费过多。第二，注意借助社会资源。比如利用公开合法的团体场所来开会、联络，通过邮局、铁路党员的工作便利传递运输党内文件与物资，注意从社会活动中获取经费。这也是后来地下党工作方式的主要调整方向。
保存中央文件的中共中央文库旧址
书中提到了1927年干部工农化政策的兴起，之后十年地下组织中知识分子的境遇如何？
李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度受“左”倾政策路线影响，片面强调发展党内的工人成分，认为这样才能保障组织健全。知识分子党员往往被归于小资产阶级出身。因为党内认为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易于动摇，所以对知识分子党员有较多组织考验，在工作中约束也多些。比如在地下工作中，知识分子党员的组织评价就常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浪漫性”，批评不遵守纪律、工作散漫等现象。另外就是一些职位往往优先由工人出身党员担任。周恩来后来就批评，说中共六大时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好的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限制。1930年代中后期，这种政策路线得到了改变。
知识分子党员尽管在政策方面受到限制，但具体在白区环境中作用很大。尤其是宣传、机要、对外联络等地下工作，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党员负责。例如文件下发，就需要党员要有阅读、抄写与翻印的能力。所以在地下工作中，大量知识分子党员聚集机关秘书部门，负责组织机要。当时有个词，叫“秘书专政”，反映了白区工作中机要人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当时地下党主要在城市发展，受党的主张吸引的主要还是学生、自由职业者这些知识分子。1930年统计显示，上海学生、自由职业党员共有四百六十人，与产业工人党员四百七十九人接近，占上海党员总数百分之三十六。1931年后地下党在全国遭到破坏，处于低潮时，仍有许多知识分子入党。在1936年恢复地下党时，北平、上海等地党员骨干仍主要是知识分子。当然，这不是说这种“左”倾政策对地下党中的知识分子党员没有影响，这种政策给工作带来的紧张感是存在的。
从国际共运史的视角看，中共的地下斗争在1927年前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李里：第一是政策路线。它决定了地下党对形势、任务、依靠力量与策略方法的判断。1928年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各种政策路线的制定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共地下党长期将工作重心置于城市，一味追求公开的游行示威斗争形式，片面强调产业工人为组织基础。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干部就发现各项地下工作很难推进下去，问题就暴露出来。
第二是组织机构与工作方法。中共是在1927年中共五大后才对应行政区划建立全国组织体系。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于如何在全国建立地下组织机构就没有经验。“国际组织经验”也没有注意中国公开与地下斗争的组织差别，还是鼓励对应行政单位建立党的组织，结果就把原来公开的庞大的组织机构和革命群众团体都转入地下，造成地下组织机构臃肿。当时很多党员是在北伐时期公开入党，没有地下工作经验。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地下工作方法都向共产国际学习。后来王明等留俄党员回国，更加推崇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比如革命竞赛，大家签合约，比赛看哪个支部传单发得多，党员发展得多，没有充分考虑地下工作实际环境，效果就受影响。1937年刘少奇在《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就批评过这种照搬方法的问题。
第三是经费与人事等方面的影响。这个直接影响地下党的组织运作。前面提到过，当时地下党的部分经费来自共产国际援助，这样选择开展哪些革命活动就需要看共产国际的经费划拨。人事也是这样。比如当时派遣地下党到各苏区的人事安排，就是经过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商议。中共六大党章增加了关于服从共产国际决议的条文，反映出共产国际加强党员国际意识的倾向。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国际共运也没有很多在此类国家进行地下斗争经验，都是在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复杂多样，且不断变化的。一些时候的确存在判断失误，一些时候的指示建议则有所助益，还有的时候其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争议。所以除了上面提到的负面影响，也应该看到，共产国际影响的积极方面。比如1930年共产国际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至乡村，1936年指示裁减臃肿地下机关，充分利用公开合法机会活动，都是有利地下工作的。当然，共产国际逐渐也注意到远程指导存在的问题，所以后来许多指示给中共自己商议留有余地。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更加扩大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权。
1927年后，中共内部似乎在阶级认同与家庭认同何为优先的问题上，有很多矛盾，这些问题是如何处理的？
李里：这种矛盾原来也有，但没有被作为党内重要问题，而更多是归为党员私人事务。1927年后，国民党注意到通过株连、自首等政策影响中共党员亲属，可以动摇地下党员的革命意志，从而瓦解中共地下党。比如，湘东地区本来是大革命时期组织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但当时地方团防局通过迫使党员家属写信劝诱，导致当地党组织瓦解。所以这时阶级认同与家庭认同的矛盾就逐渐显现出来，成为党内重视的问题。可见，党内一些问题是随着外部政治形势变化而显现的。反之，一些问题也会随着外部政治形势变化而淡化。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肯定首先强调阶级认同。中共最初是要求党员完全脱离家庭关系，全身心投入无产阶级革命。这在政策和训练方面都可以反映。但在工作实践中，中共逐渐发现，完全脱离家庭关系实际上也失去了家庭关系对地下工作的掩护与援助。例如，1931年，广东省委就发现，许多被捕党员由于脱离了家庭关系，缺乏家庭担保而无法获释。而且家庭关系的确对党员的情感影响很大。我们现在从党员家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内容。所以，中共开始有条件地允许党员保持家庭关系。这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地下党如何在坚持革命目标的同时，运用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关系的问题。
陈潭秋家书
总的来说，党内的主要倾向还是要求党员阶级认同优先，在此基础上处理家庭关系。至于是不是要完全脱离家庭关系则存在一定弹性。地下党组织通常的处理方式包括将党员调离家乡，开展思想训练，还有尝试说服亲属转为革命同情者等。当然，在地下工作中，党组织的处理方式受环境限制，主要还是靠纪律与教育。即使这样，实施起来也不是一帆风顺。1932年，四川自贡县委就有一名党员以解决生活问题为由离开工作，一直要求回家。党组织反复谈话还是没有作用，最后只能开除党籍。这种情况在各地都有，可见要协调地下工作与家庭关系还是有难度。不同于苏区的党员及家庭都处于革命政权下，可以公开联系，白区党员及家庭分处地下与公开状态，关系处理起来更为复杂。
地下斗争的方式方法、斗争策略等在各个方面都与1927年前不同，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里：1927年前后最大的改变是革命环境。大革命时期，瞿秋白举过一个例子，说是如果中共要刻一个有共产党字样的图章，在上海就不能拿去刻字店去刻，在广州就可以。这生动地说明当时广州公开合法环境对中共革命的便利。结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种情况反过来，地下活动的很多困难就显现出来，迫使中共地下斗争做出一系列改变。
1927-1937年地下斗争总的来说，就是中共如何学习从地上党变成地下党的过程。1927年前中共有地下斗争实践，但当时党组织规模较小，而且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公开、半公开斗争就成为主要形式。从地上党变成地下党看似简单，好像只是从党组织公开变成隐蔽。其实是整个党组织体系与运作方式的转型，要将组织形态都嵌入白区社会，运用白区社会资源，以白区社会的日常形式进行革命活动。概言之，就是实现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社会化。这一方面表现在组织形态的社会化。面对白色恐怖，地下党提出机关家庭化、党员职业化、社会化，是要用家庭、职业及社会身份来掩护组织。这样以前公开时期设置的庞大科层组织机构就不利于掩护地下工作，逐渐简化精缩。组织形态社会化其实并不容易。比如当时设置地下机关需要租赁房屋，租房按照政府要求需有家眷、铺保。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中共就提出了机关家庭化，由男女党员假扮成夫妻掩护设置机关。但当时女党员很少，不得不从团员、革命群众与党员亲属中寻找。一些党员实在找不到，就跟房东说太太下个月来，实际下个月就换一家租。另外，当时国语尚不普及，党员调到其它方言区工作就容易因口音引起军警怀疑。所以地下党员的工作安排还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风土差异。
另一方面表现在斗争方式社会日常化。以前中共主要采取轰轰烈烈的公开工农群众运动斗争方式，影响越大越好。转入地下后，地下党在不断尝试中意识到大规模的工农群众运动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容易暴露自己。地下党组织逐渐转向社会各领域，以社会日常活动形式进行隐蔽斗争。比如地下党散发街头宣传品分散进行宣传鼓动，通过文艺团体吸收发展党员，借助亲友关系网进行组织联络。这样官方就不易区分中共地下活动与日常社会活动，便于地下工作开展。
当然，这种斗争形式的转变，也带来了新的斗争要求。一是斗争的细致化。地下斗争和地上斗争一个很大区别就是，在白区环境中，一旦党组织暴露即意味着失败。而要将斗争融入社会中，许多环节方面都容易产生暴露风险。因此，地下斗争尤其强调细致，各种工作细节都会被要求反复检查，以避免因小失大。这种高度的警惕性要求党员有很大的纪律意识与斗争经验。例如，一名地下党员的回忆：“外出时随时警戒如临大敌。出门前自己必加以检查，如信封地址、电话号码、人名、记事簿一律不得携带，此外凡不合身份的物品也在禁止之列。但应随身携带一点零用钱及水笔拍纸簿邮票等等，以备万一被禁时应用。出门时并应与同居人约定进门时的暗号以及在住宅发生搜查事件后会见的街道或旅馆、被捕后拟用的代名及口供及失去联络时登报寻找广告等等。”
另一个是独立斗争的重要性。在地下斗争中，党员随时可能因破坏而与组织失联，并不能一直依靠组织指示活动。同时，许多特殊情况下也不允许地下党员具备请示的时间。这就要求地下党员在斗争中往往不能墨守成规，坐等指示，而是自己临机决断，随机应变。比如1929年，一名党员携带文件与经费前往武汉接头，在途中看到报纸知道武汉党组织许多机关已经被破坏，当即做了应急处理。
唯一设有“党的地下组织”章节的中共七大党章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白区革命十年的经验和探索对1937年之后的工作有哪些帮助？
李里：前面提到，1927-1937年中共的白区革命积累了大量组织社会化的经验与教训。1935年后，中共中央就已经对白区工作进行了反思，根据经验教训调整了地下党组织体系与运作方式。抗战后更是进一步推进了地下工作的转变。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策方针更务实。1927年后中共地下党旨在通过地下斗争推动革命色彩浓厚的群众运动，最终实现城市武装起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布置了很多不切实际的任务，通过组织强力推行，反而遭到破坏。而一些能够借助社会掩护，联合社会团体开展的地下工作反而取得了进展。这些问题在1935年后党内的总结反思中被多次提及。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地下党转向长期隐蔽，积蓄力量，深入社会，根据实际情况布置斗争任务。遇到破坏风险可以及时撤离与暂不联系，优先保留力量。这些后来被总结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这其实就给予了地下工作很大的便利性与灵活性，可以开展多样的斗争方式，可以进退自如，不像以往只知道采用冲锋式的群众运动。
第二，组织体系更精简灵巧。1927年后地下工作的探索显示，庞大的科层组织体系在地下不仅运作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功效低。因此在1936年中共恢复各地地下党组织时，中央就强调精简组织机关。1937年后，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环境，中共中央给予了地下组织大幅度修改空间，侧重充实健全基层，裁减中上层。1942年7月，中央指示取消地下党的省委、特委组织，视情况而保留县委、支部。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特别添加“党的地下组织”一章，规定“本党章各条所规定之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党的地下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这就从党章的高度为地下机关的组织变通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这种调整趋势下，一是避免地下组织庞大臃肿，一是鼓励地下组织形成长期独立工作的能力。而精简后的地下组织不仅运作成本降低，连锁破坏的风险也降低，并赋予了基层党组织与党员个体更多能动性。
第三，地下组织运作简化及工作分类。1927年后地下工作的一个问题是把公开组织运作的繁杂流程带入地下机关，在片面强调运作的规范性时忽视了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另一个是不加区分地下工作，把党组织工作与群众工作混合，增加了地下组织机关的负担。1937年后，中共中央指示打破地下党组织运作的公式主义，减少开会聚集与文件往来。地下组织延续了1927年后就推行的组织社会化进程，注意灵活运用各类社会关系推进地下工作。同时，地下工作被区分为少数组织机要事务与公开群众事务。前者由地下机关负责，后者由群众团体党员干部负责，避免了各类工作集中的问题。
总体来看，1937年后的地下党的变化趋势是政策方针更为务实，组织体系更为精简，运作更为灵活。这反过来提醒我们，这些变化并不是突然就转变实现的，而是基于1927至1937年地下党曲折探索的经验积累。在以往的研究中，白区革命史研究比较边缘。人们对地下党的认识长期停留于文艺作品形象中，与历史真实面貌相去甚远。学界习惯将1927-1937年的白区革命概括为“照搬苏联城市革命经验”，仅注意到其政策路线产生的消极方面，忽视了这段历史是中共艰难探索到适宜中国国情的地下斗争组织形态的关键时期。这个过程非常艰难。1937年3月，刘少奇回顾白区革命时感慨：“本来由一个公开党转变成为秘密党是一个最大而最烦恼最艰苦的任务。关于共产国际警告西欧各党准备转变为秘密党时，是如何着重的三令五申的提出来，那么我们从来就没有那样着重提出来过。”在地下党组织的日常点滴实践中，通过反复尝试与总结，这种纯熟的斗争经验才逐步形成，影响到此后中共城市革命与建设的组织路径。自此，中共地下党可以说从“在地下的党”，转变为“适应地下斗争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