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内卷式”竞争是当前困扰中国企业的一大问题。界面新闻2025年民营企业调研报告显示，民营企业经营状况较上年有所改善，投资意愿呈现边际回暖，但与此同时，近八成调研民企反映“内卷式”竞争持续加剧，他们期待政策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以及优化投资环境等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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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次调研反映的相关问题，界面新闻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林嵩和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钟文。两位专家表示，摆脱“内卷式”竞争的关键在于创新。
林嵩指出，“内卷式”竞争是中国各类企业普遍面临的挑战，国有企业同样深陷其中。究其根源，在于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处于相对中低端环节，整体产业附加值偏低，往往只能依赖价格获取微薄利润。
“我认为，当前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与行业迫切需要依靠创新驱动来提升自身及产业的竞争力。唯有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内卷压力。”林嵩说，至于其他方面，例如打破地方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举措，固然十分重要且值得推进，但最关键、最根本的仍然是技术层面的突破与升级。
张钟文也表示，在应对“内卷式”竞争的多种手段中，最关键的是加大创新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竞争从价格战向价值战转型。
“政策的核心发力点应放在培育企业内生动力上。具体而言，应遵循市场逻辑构建创新政策体系，将支持重点更多转向需求侧，例如通过支持下游企业或消费者来牵引高质量供给，从而以真实市场需求激励企业创新。”张钟文说，同时，要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构建研发外包、中试平台等专业化服务体系，系统性降低中小微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升级的门槛与成本。
在提高民企投资意愿方面，林嵩认为，关键在于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完善投资退出机制，例如考虑对IPO制度进行适度优化，以增强退出保障。
“核心在于如何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多优质投资标的，而这本质上是一个市场内生形成的过程。归根结底，当前我国产业链整体尚未发展至能够孕育大量高附加值项目的阶段。只有产业链本身具备足够的高度与竞争力，优质项目才会自然涌现，资本也将随之涌入；反之，若缺乏这样的产业基础，投资低迷的局面便难以改变。因此，推动国家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不仅是解决当前社会投资不足的必然要求，也将是吸引资本自发投入的根本途径。”林嵩说。
张钟文则从政策层面提出三个建议，包括缓解企业资金压力、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推出更具针对性的减负举措。
此外，林嵩提到，当前民营企业呈现出两个积极方向：一是机会导向的发展意识不断增强，二是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两者背后，创新驱动是关键支撑。
他还表示，国家在政治层面提供的支持与保障，对于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至关重要。“国际化运营与国内发展不同，将面临跨国贸易争端等诸多挑战，这些都离不开国家力量作为支撑。我国下一步应着力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目前许多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时，常遭遇债务违约与到期偿付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体现尤为关键。”林嵩说。
以下是界面新闻编辑整理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界面新闻2025年民营企业调研报告》显示，民营企业经营状况较上年有所改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企业占比明显回落，增长企业和基本持平企业占比同步上升。同时，投资意愿呈现边际回暖，部分民营企业开始从被动收缩转向主动评估发展机会。您对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形势有何判断?
林嵩：近年来，我们持续对民营企业及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观察，并深入山东、河南等地市乃至县级区域，开展企业调查与跟踪研究，同时结合宏观数据加以分析。总体来看，中国民营经济保持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这与国家宏观经济的整体环境密切相关。
基于我们的观察，民营企业呈现出两个积极方向：一是机会导向的发展意识不断增强，二是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这两个趋势的背后，创新驱动是关键支撑。
你们的报告呈现民营企业从被动收缩转向主动评估发展的趋势，这反映出企业已意识到发展应当以机会为导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许多民营企业是在特定政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与国有企业形成了一定的互补关系。可以说，过去的民营企业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而当前民营企业的机会意识显著增强，更主动地寻找和把握发展机遇。
国际化方面，以往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多以代工形式为主，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众多企业承接来自欧美的订单，在国内完成设计生产后再出口至海外。而近年来，民营企业已开始主动开拓海外市场，并取得显著成效。而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主动寻找机会并成功拓展海外市场，根本原因在于其在科技研发与创新方面积累了相当基础。正是这种创新能力，支撑着民营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积极寻求发展机遇。
尽管民营企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内部差异显著，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从全国范围看，机会分配的确存在明显不均衡现象，这也解释了为何近年来讨论多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民营企业发展。京津冀地区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民营经济集聚区。内陆及中西部地区虽也有发展较好的案例，但整体而言发展仍相对滞后，机会较为有限。
张钟文：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形势可概括为“边际改善与结构性压力并存”的关键阶段。一方面，经营状况较上年呈现积极变化，在政策支持与市场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民营经济正在逐步走出前期低谷，呈现温和复苏态势。
另一方面，结构性挑战与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内卷式”竞争已成为挤压企业盈利空间的持续性挑战，行业与规模分化特征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反映出民营经济内部动能的非均衡性，也提示政策需进一步注重精准性和结构性扶持。此外，政策落地与企业实际感受之间也仍存在温差，部分领域执行效能和当前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的传导和穿透力上仍有提升空间。
总的来说，民营经济在宏观政策暖意下正走出低谷、边际改善，但想要彻底摆脱内部结构性约束和外部不确定性影响，推动形成“宏观暖意”与“微观体感”相匹配的政策实施生态，迈向全面高质量发展，仍需持续努力。
界面新闻：2025年是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以“落实”为主基调的政策相继出台，涉及立法保障、市场准入、投资促进、整治内卷、涉企收费、账款支付、行政执法和金融支持等诸多痛点堵点。然而，报告指出政策落实仍存在“温差”，造成这种“温差”的原因是什么？
林嵩：第一个原因是政策与实际执行层面有落差。中国不缺政策，缺的是“落实”。政策无法将所有细节从头到尾讲清楚，这是不现实的，但政策需要人执行，执行过程中可能就会和政策脱节，产生落差。比如，在不同区域，具体的落实层面仍有差别。我们都知道长三角地区做得比较好，政府对于企业的诉求处理得很快，很多时候一天内就能解决。但并非每个地区都有相同的执行效率。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政策，很多县级政府对于政策具体落实到何种程度并不清楚，我们不能断言官员不作为。
另外，虽然我们有很多政策，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方式或者手段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甚至问责。比如，《民营经济促进法》在现实层面是否走样，走样的原因是什么？目前还停留在纸面讨论，缺乏较好的政策监测、评估或者问责等。
第三种情况更为严峻，即少数地方仍存在对民营经济不友好的政策措施。例如，今年有媒体报道反映，某些地方因财政压力，采取追溯补缴以往多年税费等方式。从地方角度或可理解其动机，但从实施效果看，会损害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属于负面案例。
前两点属于“政策良好但执行不到位”，第三点则属于“政策本身存在偏差”，且目前仍时有发生。此类现象若未及时纠正，将严重挫伤民营企业的信心，导致企业被迫“用脚投票”，迁离原注册地，另觅发展空间。
张钟文：造成这种“温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原因是预期引导与政策认知存在盲区，政策解读碎片化，缺乏有效的、企业易于接受的传播渠道和解读服务，导致国家层面的政策精神未能有效、精准、通俗地传递到广大基层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其次，中小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弱，对政策红利的承接和转化能力有限。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涉及一些制度性壁垒，例如地方保护主义和隐性市场准入壁垒仍未完全破除，影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界面新闻：如何缩小政策落实的“温差”，让民营企业真正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林嵩：首先，政策在操作层面会有不同的力度和重点，从长期来看，这并非问题。对民营经济的促进已经是共识性问题，而非争议问题。在基层层面，如何做得更好需要时间的积累，这需要一个过程。
其次，需要有一个较好的评价机制来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这方面是目前我们所欠缺的，可以从北上广或者长三角逐步试点，逐渐发展，然后推广到大部分地区，这需要一个周期和过程。
第三，需要建立健全现有的法律体系，鼓励民营企业在遇到不良处理时通过法律手段提起诉讼。
不可能期望这些问题在2026年全部解决，这并不现实，需要一个逐步解决的过程，我对此非常乐观。
张钟文：为缩小“温差”，让民营企业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需进行系统性、精准化的施策。
首先应创新政策直达和信息传递机制，提升预期引导效能，利用大数据对企业精准画像和主动推送政策，实现“政策找企业”和“免申即享”。
其次，动态生成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问题清单”和“需求图谱”，实施精准施策：对小微企业重点疏通融资渠道、降低合规成本；对中型企业着力打通人才瓶颈、拓展市场空间；对创新型企业强化“从1到N”成果转化与核心技术攻关协同。基于画像推动政策“滴灌”直达，实现精准匹配与动态调整。
最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市场化改革，着力破除地方保护与各类隐性壁垒，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从根源上为所有民营企业拓展公平、广阔的发展空间。
界面新闻：“内卷式”竞争已成为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我们的调研显示，48.4%的民营企业希望强化法律监管，47.1%的民营企业希望加大创新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44.4%的民营企业倾向通过市场化手段化解产能过剩。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民营企业呼吁发挥行业协会自律协调作用，约三成民营企业强调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拓展发展空间。以上手段中，您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面对“内卷式”竞争，政策如何引导民企正常发展？
林嵩：关于产业“内卷化”问题，我认为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并非仅因其民营属性而产生。事实上，这是中国各类企业共同面临的整体性挑战，国有企业同样深陷其中。究其根源，在于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处于相对中低端环节，整体产业附加值偏低，往往只能依赖价格获取微薄利润，自然容易被卷入“内卷化”竞争。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均面临相似处境，并非只有民营企业被迫采取低价竞争策略。
我认为，当前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与行业迫切需要依靠创新驱动来提升自身及产业的竞争力。唯有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内卷压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竞争完全消失，企业运营本身始终伴随竞争。即便是美国最高端的产业，同样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中国过去那种以低层次竞争为主的阶段已经逐渐过去。当产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实现上移，内卷程度便自然得以缓解。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当探索如何实现这一攀升。
至于其他方面，例如打破地方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举措，固然十分重要且值得推进，但最关键、最根本的仍然是技术层面的突破与升级。就国家层面而言，就是创新驱动的发展逻辑，简而言之，就是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乃至高等院校共同投入研发，使企业竞争的核心从依赖低成本、低价格转向技术前沿的突破。
张钟文：在应对“内卷式”竞争的多种手段中，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加大创新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竞争从价格战向价值战转型。你们的调研显示，47.1%的民营企业抱有这一期待，这指向了破解“内卷”困局的根本路径——通过提升核心竞争力摆脱低水平同质化竞争。
“内卷”的本质是在有限空间内的零和甚至负和博弈，因此，政策引导必须着力帮助企业跳出“内卷”漩涡，构建新的发展维度。一方面，需强化法律监管、严查恶意竞争，这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防火墙”，能为良性创新创造公平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手段化解产能过剩是优化产业结构的“调节器”，有助于减少无序供给。
在此基础上，政策的核心发力点应放在培育企业内生动力上。具体而言，应遵循市场逻辑构建创新政策体系，将支持重点更多转向需求侧，例如通过支持下游企业或消费者来牵引高质量供给，从而以真实市场需求激励企业创新。同时，要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构建研发外包、中试平台等专业化服务体系，系统性降低中小微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升级的门槛与成本。只有帮助企业建立起除价格以外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引导其走出“内卷”，迈向以质取胜、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轨道。
界面新闻：我们的调研显示，民营企业投资意愿整体有所改善，明确表示不会新增任何投资的民营企业占比为25.2%，较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在您看来，未来如何更好激活民间投资？
林嵩：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关键在于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完善投资退出机制，例如考虑对IPO制度进行适度优化，以增强退出保障。
在探讨民营与民间投资时，无论是企业自主投资还是创业投资机构，特别是那些专注于国内消费或制造领域的投资机构，其投资意愿相对较低，这往往与我国在当前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较为偏低有关。简言之，投资于低附加值行业往往意味着投入成本高而回报有限，因此投资者普遍缺乏精准投入的动力。
我与许多创投朋友交流，大家对优质项目都趋之若鹜。相反，那些处于低端、尽管技术或模式相对成熟的产业，则很难吸引资金进入。因此，核心在于如何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多优质投资标的，而这本质上是一个市场内生形成的过程。归根结底，当前我国产业链整体尚未发展至能够孕育大量高附加值项目的阶段。只有产业链本身具备足够的高度与竞争力，优质项目才会自然涌现，资本也将随之涌入；反之，若缺乏这样的产业基础，投资低迷的局面便难以改变。因此，推动国家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不仅是解决当前社会投资不足的必然要求，也将是吸引资本自发投入的根本途径。
张钟文：激活民间投资，关键在于精准回应民营企业的核心关切，切实破除制约其投资意愿的现实障碍。你们的调研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对激活投资的政策期待高度集中在三个方面，这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首要的是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必须下大气力落实金融支持政策，增加信贷投放、健全增信制度，并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等普惠金融模式，有效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其次，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至关重要。政府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清理各类隐性门槛，特别是在招投标等领域深入治理突出问题，让民营企业敢投、愿投。
最后，直接有效的成本减负能显著提升企业的投资能力。在已经出台的降费政策基础上，仍需针对企业反映强烈的税费、社保等综合成本问题，研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减负举措，实质性提升企业利润空间和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将投资意愿转化为投资行动。
界面新闻：对于下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您还有哪些政策建议？
林嵩：刚才我们已经讲述了很多内容，例如研发和技术推进。再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意义重大，该一举措旨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为国内不同区域的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发展平台。当前，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仍然存在，即便在发达地区亦不例外。未来，我们仍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课题进行持续深入地探索。
另外，我们刚才提到民营企业国际化或海外发展，这需要国家在政治层面提供支持与保障。国际化运营与国内发展不同，将面临跨国贸易争端等诸多挑战，这些都离不开国家力量作为支撑。我国下一步应着力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目前许多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时，常遭遇债务违约与到期偿付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体现尤为关键。回顾历史，英美等国在推行国际化时，均以其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点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张钟文：下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建议在巩固既有政策成效的基础上，聚焦于以下几个核心发力点：
第一，将“降成本”与“激活力”相结合，实施更精准的纾困与激励政策。政策需继续在减税降费、降低用能、物流成本等方面持续用力。同时，应改变传统补贴方式，更多运用市场化的需求侧激励手段，牵引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将政策支持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优势。
第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系统构建企业竞争力支持体系。你们的调研显示，无论是应对“内卷”还是展望“十五五”，民营企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期待最为迫切。政策应聚焦于此，引导创新资源向民营企业集聚。一方面，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确保企业创新投入获得合理回报；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研发服务、工业设计、数字化改造等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深化专业分工，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用得起、用得好”的创新支持，降低其转型升级门槛。
第三，围绕“深度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供给侧，鼓励开发更贴合行业实际、易用性强的专用型解决方案。在需求侧，通过示范项目、采购激励等方式，引导企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中的企业，更主动地利用大模型等新技术进行“智改数转”，实现流程再造与效率跃升，从而在全球竞争中构筑新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