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告别：《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的“时间”

五四运动后，时间成为文学中的核心概念。钱杏邨继承了五四知识分子强调的现代时间观，为“时代”赋予了绝对性力量，由此完成了对鲁迅作品的批判。这种“时代已死”的断言是为了给革命文学开辟空间，是当时文艺思想和革命现实的直接反映，也与钱杏邨自己的文艺目标相关。

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他以坚决的断定口吻、集体的主体宣判者和预设的观众完成了一次开放性的审判，其核心之一就是对国民性的切割。他以未来为向度，进步为目的的超越性时间观必然与革命实际相脱节，走向失败，但仍然是革命历史上一次宝贵的经验探索。

钱杏邨作《现代中国文学作家》，1928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收录《死去了的阿Q时代》

一、“死去了的时代”：告别五四时间

进入现代，时间变成了一个极端重要的要素。从五四文学到革命文学，“时代”是一个核心语汇。面对迅速动荡和转向的政治、文化巨变，作家在时代面前感到难以安放自身的焦虑、动摇的彷徨，或是不确定的危机感。文学家们必须通过命名和描述以框定和把握自己面对的时间，来获得一种时代变动中的安定感。

尤其是1920年代以来，革命成为三大党共同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一致“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使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1]同时，三个政党也不断争夺着对“革命”的唯一正统解释权，这种争夺既包含着政治力量的消长支撑，也包含革命文学概念的建构。

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高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五卅运动、湖南广东农民运动……），一方面是国民党倡导“革命”又镇压革命，血腥屠杀，制造白色恐怖，左翼知识分子必须厘清革命概念；一方面是新文化阵营的严重分裂，五四运动退潮，一方面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和封建残渣的泛滥，左翼知识分子亟需为新的战斗思想摇旗呐喊。

现实革命形势的变动判定了既有经验的失效，五四所规划的历史图景之焚毁。在1927年国民党的大清洗后，受惊的知识分子普遍转向反思先前的思想道路。鲁迅在广州的“进化论”之轰毁，正是一个代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重新被列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清单，知识分子寻求一种新的时间解释，来纳入使他们措手不及的现实变动。

时刻强调“时间”的在场，正是这种急迫和焦虑的文本表征，也是知识分子对时代召唤的自觉。但他们的“时代”，是充满主观性的时间，在不同人的不同文本里，时代有自己的节点和速度，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共识的、客观的、可以共享的时代。

钱杏邨继承了周作人等五四知识分子强调的现代时间观，打破传统中国循环连贯的历史时间观，以“时代之死”的声调否认了“千秋万代”的不朽纪年，否认了历史的连贯性，为跳跃时间的革命扫除障碍。周作人在1918年第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宣言：“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将时代、时间意识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部分，唯“时代”马首是瞻。在钱杏邨这些革命文学家的眼中，时代同样是线性进步的，是后胜于前的，他们像五四一代那样彻底、坚决地抛弃了此前的一代，并将这种抛弃归为时代的自主选择。在这里，“时代”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能动的主体，甚至更像一个主观的要素而非客观存在，拥有决定性的力量。“时代选择”与真理划上了等号。钱杏邨之所以能够以评判者的姿态对鲁迅发出嘲笑，确定自己这一代和鲁迅一代在以进步性为轴的现代时间尺度上的座次先后，其基本依据是他对时代的判断，对时代的绝对相信。他的时间崇拜导向的是时间似乎天然而自主地拥有改天换地的力量，正预备着改造现实，借由革命文学家和革命者的引渡，就能以雷霆之势摧毁一切旧制度、旧思想，完成一切的价值重估和价值重建。这种新时代对旧时代的绝对否定（只有革命的发展时代保留着延续性）与命名（体现新旧时代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恰恰是革命对既有史不断擦除改写之特点的鲜明表现。

每个革命都要求“时间”的异质性，那么酝酿革命，创造新时间的首要前提和当务之急就是切断历史时间的连续性。但不是一句“××时代已死”的宣言就能够实现时间的新旧交替，对旧时间的否认、拒绝和掩盖，很可能只限于掩耳盗铃、自说自话，只有在新时间体系中合理安排旧时代的位置，才能使自己的时间观真正成为不易之论。因此，钱杏邨为了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新时间，势必要在自己规划的时间王国中为晚清、辛亥、五四——也就是鲁迅一代——找到合适的位置。因此，他势必要宣布，“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我们如果没有忘却时代，我们早就应该把阿Q埋葬起来！……我们是永不需要阿Q时代了！”这种“死去”判决的权威性的来源，还是现代时间观线性进步的特征。钱杏邨既要与过去的时代彻底分离，又要藉由时间的连贯将过去-现在同置于一套时间轴内，以确定在此时间轴上先进与落后的座次，再由先进来否定落后。这是其内在逻辑的矛盾性。他为革命而准备的新时间，其合法性竟无关于革命本身，而来自和五四一代共享的现代性资源，来自对“时代”概念的绝对依仗。

阿Q必须死去，被从历史舞台上驱逐出去；新农民，适于革命的农民，才能走到舞台中央，革命才能真正降临于现实。而他们不会自己走下台去，因此钱杏邨必须要把他们赶下台，把“阿Q，陈士成，四铭，高尔础”这些东西统统扫除干净，为革命和革命文学争取合法性和良好的发展空间。

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布尔柳克、克鲁乔内赫、马雅科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这些苏俄的未来主义者在1912年发表的《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只有我们才代表我们时代的面貌，时代的号角由我们通过语言艺术吹响。过去的东西太狭隘。”这些要创造无产阶级文艺新形式的革命文艺家的宣言是“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从现代的轮船上扔出去”，而钱杏邨一代革命文学家的宣言不也是“把鲁迅、叶圣陶、郁达夫、张资平从现代的轮船上扔出去”吗？

对时代变动的敏感察觉和浪漫高蹈的时间想象，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青年人踌躇满志的文学梦想，这些复杂的主观因素同样造就了钱杏邨等“革命文学家”对新时间的呼唤声浪。实际上，此处未尝不可迁移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来解释这种呼唤的急迫。钱杏邨等革命文学家在五四一代作家的权威的阴影下，始终是文坛的边缘人，想要获得自己的地位，必须战胜这种阴影，超越他们的前辈也即鲁迅一代，从而实现雄踞文坛中心的愿望。而布鲁姆指出，他们最终的对手就是“时间”，而且是他们有权利去宣称“过去”的“过去性”。他们要仪式性、象征性地杀死在中国文坛和思想史上作为“父亲”的前辈，而其路径就是“误读”。这点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简直是行文的基本逻辑。而他的误读，依靠的就是时间的变调。不是人创造了时间，而是人追赶时间，时间被置于一个超越性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剥夺了五四一代为自己树立的合法性，而钱杏邨等革命文学家也因此被时间赋予了新的权威，完成了对五四一代的超越。

但是这种超越，必须等待时代条件的酝酿成熟，才能从时代那里获得权力的支持。钱杏邨在1928年才起草这篇声讨鲁迅的檄文，此时已是《阿Q正传》发表六年多之后。历经1925年的五卅运动，大革命期间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运的蓬勃发展，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政变之后，农民运动在中共内部越来越得到重视。192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转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八七会议和走上井冈山之后，农民运动问题更是成为党内关注的焦点。此时，钱杏邨觉得时代已经成熟了，于是开始根据他心中的新时间来从头到尾地解释和排布中国革命历史，将鲁迅和阿Q推拒出他的时代版图。

对于文学家来说，“时间”意识并不是那么重要，更多地发挥一种叙事功能性作用。一旦它承担起象征意义，就说明文学家试图由此给出对时代的一种有机的解释。这种尝试和努力背后，是他们所无力承担和概括的巨大的时代动荡。急遽转折的时代要求文学家承担本不是他们所承担乃至力有不逮的思想重任，必须将不可把握的时代限定到可理解的框架之中。于狂风暴雨中寻找出路，视线必然模糊不清，难以找到清晰的、唯一的正确道路——甚至这条道路本身尚未存在，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消除的动态路径。为了这个目标，文学家的文本和理论必然成为编织思想的材料，而思想必然以“时间”意识为基底。鲁迅、周作人如是，钱杏邨亦如是。

二、太阳的宣言之姿态：口吻、主体与对象

整个的文本，就是一份对鲁迅的判决书。钱杏邨在历史与现实的广场上搭起了时代的审判席，将鲁迅放在被审判的位置，而“我们”则身处法官的席位，是判决的主体，而他所期望的读者，就是台下隐形的“观众”，是被宣告的对象。

“我们”的口吻是坚决的，也是不容置疑的。开篇就斩钉截铁地宣告：“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而这种宣告，还是建立在“无论一部分读者对鲁迅是怎样的崇拜”上的。否认既有历史结论，给出新的答案，是“我们”的目标，而“我们”毫不掩饰这一点，也毫不犹疑“我们”能够成功。这首先就树立起了自己的审判者地位，而将鲁迅和鲁迅的追随者贬落为被动的被审判者。

大段大段的判断句，不留任何商讨和委婉的空间。“不仅没有时代思想下所产生的小说，抑且没有能代表时代的人物！”“站在时代的观点上，我们是不需要这种东西的。”“他没有法跟上时代。”大量的判断与否定句，给人以强烈的语言刺激，在形式上构建出了统一、决断、强有力的声音。

随处可见的慷慨激昂的感叹句，具有充满煽动力量的公开讲演性质。反复出现的“大多数是没有现代的意味”，一次次展现对自己判断的高度自信，革命激情的高度充盈，对自己领导地位的确认。

而“我们”是谁？凭什么“我们”能够发出这样的宣言？为什么不是“我”而是“我们”？钱杏邨用“我们”和援引的革命背景来塑造这样一种形象：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实际的而非空想的。“我们”，这样集体的形象、集体的语言，说服力当然比“我”一家之见更高，而“我们”在数的概念上的不确定性，使得它能容纳声音强度的无数可能性，因而甚至能够承担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们”能够发出这样的宣言，是因为“工农阶级的力量逐渐的表现出来”，因此“酝酿了很久的第四阶级文艺运动的呼喊，又渐渐的高涨起来”。实际上“我们”只是时代声音的传声筒，真正做出这个宣判的是“时代”，因而“我们”的声音是唯一真理。而“我们”之所以能为其代言，是因为“我们”是符合现代的。

那么“我们”究竟是谁也就很清楚了，是钱杏邨，是创造社、太阳社这一批革命文学家，更是一切的青年，是中国的工农大众。在这里，钱杏邨特地提出来的青年，既出于自我期许，又是现代线性进步时间观衍生出的青年崇拜。

而这场审判不是为了“我们”的私欲，而是为了宣告听众，是为了被宣告的对象而做的。从“读者”到“观众”的接受对象设置，是五四到革命文学进一步与宣传大众结合的具体表现。“我们”话语中的反复和感叹，口号化的宣言，都是为了激起“观众”的情感，让“观众”能够简明、清晰地了解“我们”的要旨。这样的口号是便于“听”的，是更能导引大众、简便交流、容易接受、激起想象的符号性言语。左翼的宣言总是预设了观众的在场，是注重文学公开性的。这个被钱杏邨预设在场的对象，一方面是鲁迅等被直接批判的五四前辈，和没有“抓住时代”的民众这些“敌方”阵营，此宣言对其起警示作用，一方面是支持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民众这些己方阵营，此宣言对其起凝聚共识、唤起情感认同的作用。

在这个宣言里，需要完成的重要一点就是对国民性的死亡宣判。不仅是旧时代彻底结束了，旧时间的连续性也彻底结束了。不再有恒定不变的国民性，中国工农的人性已经一转而为英雄的勇敢的了。国民性之死，实际上是历史之死，是历史稳定性与连续性之死，是昨日的全体国民之死。由此，他得出了“阿Q死，而《阿Q正传》也就完成了他的时代的记载”的最终宣判。当以阿Q为代表的旧人死去，旧的“病态的”国民性就随之死去，因为革命已经创造出了新的国民，生成了新的国民性。“我们”作为新人，可以正当地宣布新人的诞生。新人诞生，则需要新文学。

这种断裂实在值得打个问号。阿Q不死，则真革命的农民死；真革命的农民死，那阿Q怎么会被杀死？阿Q怎样才能死？现在的革命性的农民，是从哪里源源不断地生成的，又如何生存和发展下去？这种时间的断裂不像是现实的跨越，而是钱杏邨主观上的断定，充满对革命实际的含糊的描述和浪漫谛克的想象。

站在此短暂的时代的制高点上宣判几千年以来漫长积累的国民性之死，这种匪夷所思的较量结果显然生发于革命文学家为“时代”赋予的绝对性力量。这种时代的力量能够斩断历史，创造新人，然而创造这个时代的又是新人，这是钱杏邨理论内部的无解推理。但无论勉强与否，他还是通过这样一种自信、有力的宣判姿态，完成了革命与文学两种时间的并轨，将文学史统编入革命史之中。

电影《阿Q正传》剧照

三、“时间开始了”

“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着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忠实诚恳情绪在全身燃烧，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钱杏邨在结尾发出了最为强烈的宣言——新的时代开始了，时间开始了。

在革命时间的语境下，“进步”被放置到了中心地位，时间变成了一种以目的论为导向的物质，由此而来的就是进步焦虑。现代性进程中进步永远是暂时的，时代永远有可能抛下任何人。“革命的前线”在一刻不停地被擦去和重新画下，在这样的时间中生活，人永远是被驱赶着往“更进步”的前方走去，必须追赶时代，不能有停歇，不能有犹疑，不能感到疲惫，“进步”不再是过程而是终极的目标，革命的标的被抽去了具体内涵，只是标准纷繁的“进步”，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人的异化。

超越时间是时代性进步渴望的具体表现，而革命就是新战胜旧，在物理时间的标尺上就是当下和未来战胜过去，因此革命自然而然成了超越时间的途径。“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变革、革命的历史，现代性总是包含和制造历史的断裂，这就是现代性历史的存在方式。”[2]钱杏邨想要借助革命超越时间的能力来完成中国民族解放的任务，否定民族任人鱼肉、沉疴难愈的漫长历史，否定兜兜转转、未见成效的各种救国路径的混杂历史，否定被压迫和剥削了数千年的无产阶级的苦难历史，开辟出解放的、繁荣的、自由的新时间。他确信这样的时间即将到来，他所要做的就是不断为革命添柴加火，使新时间借由革命搭就的阶梯落地。

在新的时间里，没有过去，没有传统，只有未来的标向，钱杏邨构想的新时代，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3]

他们在这个新时间中为自己设定的位置是“追随时代、抓住时代、超越时代”，然而这终究成为了未完成的雄心，这种未完成是他们必然的失败。他们“缺乏与中国现实真正交锋的深刻性和坚实性”，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只是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对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也“并没有较多的知识，或进行过详尽的分析。至于联合什么人，更是心中无数的”。[4]他们没有见过阿Q，也没有见过“觉醒”了的新的农民。他们的新时间的蓝图充满“革命的浪漫谛克”色彩，甩脱了实践，无法契合于革命时间。

过于乐观和理想的理论一味地昂扬上去，而革命现实遭到重重阻碍，永远低于理想的图景。两种时间的偏差越来越大，以至于革命文学设定的时间必然被甩脱出去。他们的宣言的合法性来自“时代”，最终又因“时代”而丧失——现实革命的低潮使革命时间规定性失效。

然而，他们永远地是在追求新时间的路上。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的幼稚、执著与赤诚，最终全部铭刻在了新时间真正诞生的漫长的脐带之上。

注释

1.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页92。

2.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文学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收入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 》，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4.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