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谢欣
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嫣然医院”)出现了维持运营的希望。
李亚鹏在他的最新视频中称:“找了一个新地址,带公园的,很激动,但不一定谈得下来。”据悉,这处可能为嫣然医院带去新生的地方位于北京朝阳区八里桥公园内的一处房产,产权所有方为一家山东企业,之前曾是一家医院。
嫣然医院被公开欠租情况到今天已经近两个星期,它的命运引起社会的巨浪反响。
界面新闻此前报道,嫣然医院的当下业务模式并未达到李亚鹏当年开办时“高端反哺救助”的设想。界面新闻从知情人士得知,嫣然医院在2019年续签租约之前,也就是租金仍然在原价阶段,就曾欠租。
此外,众多医美背景方曾在嫣然医院与基金会的创办之初,给予过许多资源支持。但之后医美背景方的退出,或也是今日之困的一大要素。

行业寒潮过成“生死劫”
李亚鹏在他的视频《最后的面对》中以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概括了医院困境的原因。
在界面新闻的采访中,所有受访的医院经营者均认同新冠疫情对于医院经营有重大冲击,且过去十年里新生儿数量下降使儿科经营难上加难,但他们也都指出,嫣然医院自身运营能力羸弱,更易把“寒潮”过成“生死劫”。
嫣然医院运营乏力的关键信号之一是接诊量滑坡,也就是说嫣然医院缺患者。
从2018年至2019年,嫣然医院的年接诊量约为6.4万至6.5万人次,可到了2022年至2023年,医院接诊量只剩3万至4万人次。
尽管嫣然医院欠租的信息近期才被曝出,而且争议集中2019年签订的新租约下房租翻倍。但界面新闻从知情人处获悉,实际上早在2018年,嫣然医院已经有欠租情况出现,陆陆续续有人来看过房。因此,即使在房租仍然原价、没有新冠疫情发生的阶段,嫣然医院的运营状况也称不上好。
就行业大背景而言,一名具备经济学背景的医院运营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现在民营儿科大不如前——十年前,妇产科、月子中心与儿科同处需求扩张期,但在当下,生育率持续下行叠加经济波动,会进一步削弱家庭支付能力。
此外,北京的三甲医院众多,优质医疗资源充分,天然压缩了私立儿科医院的需求上限。随着企业给予员工的医疗福利收缩,一部分家庭失去原有的企业补充保险,去民营高端医疗消费的人数与能力也减少。
他认为,在行业普遍承压状态下,民营儿科的经营压力并非个案,民营医疗整体也在集体过冬,但差别在于,别的医院很早就做了抗风险准备,嫣然医院是准备不足。
前述医院运营人士向界面新闻指出,若是把医院当成慈善项目运营,在商业层面就不成熟,民营私立医院终需按照企业逻辑运转,且要有清晰的中长期规划。在他看来,嫣然医院如今是在拿旧地图找新大陆,用十年前的经营思路参与了今日的市场竞争,苦果已现,但坚持至今也证明团队求变之心,只是转型路艰难。他建议,嫣然医院下一阶段可重点把医疗做成可溢价的服务体验,当然前提是提升运营内功。
仅有一颗善心不足以支撑一所医院
许多人认为嫣然医院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就不需要挣钱,事实并非如此。所谓“非营利性”代表医院股东只有注资义务,没有分红权利,医院所有收益都得投入在运营中。但这并不影响其运营与获取利润,也意味着其与其他民营医院医院需自负盈亏。
李亚鹏最初给嫣然医院画了四线并行的蓝图——既做高端又做会员,既覆盖大众又守住公益,医院初期靠捐赠,后续实现自我造血。
按照这种全线覆盖的设想,嫣然医院本不应该愁接诊量。然而,被瞄准的受众与真正走进门诊的人群不完全重合。
上海冬雷脑科医院院长宋冬雷认为,李亚鹏的设想在方向上无大问题。但他向界面新闻表示,唇腭裂是小众疾病,业务量有限;患者又极少来自高收入家庭,以唇腭裂为切口,撬动高端市场行不通。
宋冬雷提出,李亚鹏想给唇腭裂患儿提供幼年到成年的序贯治疗,让其接受顶尖医疗,发心很好,患者需求真实存在,但在医院经营上如果仅依靠捐赠,难以长期持久。
至于普惠路径,宋冬雷则表示不看好。原因在于医保支付标准较低,民营机构面临着租金、设备、人力等多重刚性支出,以量补价容易越补越亏,也非长久经营之道。
嫣然医院官网公开的诊疗项目清单显示,其收费基本与公立医院处于同一水平。并且,嫣然医院的年卡收费也远不及其他高端民营机构。
吸引患者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名医坐镇,并且有一流的医疗设备。
但原中国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告诉界面新闻,嫣然医院的场地、设备、专家均不拔尖,而若是软硬件俱显平常,仅凭略好一点的医院环境,也难撑高价。
王明晓认为,嫣然医院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特色专科。
他认为,嫣然医院多年来仅有唇腭裂单病种优势,科室结构单薄,主要缺乏一些符合市场需求的儿科疾病防治类综合布局,创收能力势必受限。并且,儿科较难形成技术壁垒,要拼综合能力与口碑,但该领域不缺高端医疗集团布局,突围不容易。
界面新闻注意到,同为北京当地的儿科二级医院,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的科室数量当前已扩至嫣然医院的两倍,且覆盖口腔、发育、营养、心理等。而嫣然医院仅设基础科目。
王明晓指出,科室布局不仅是医疗命题,也折射了院长的经济意识,嫣然医院的管理层显然缺了这一课。
前述医院运营人士则向界面新闻指出,医疗机构的管理层需要具备财务、运营与组织管理能力,临床专家应参与决策但不宜单独主导经营判断。他认为,院长及管理层配置失当是嫣然医院经营不善的关键原因之一,医生可以深度参与医疗质量与临床路径,甚至担任关键岗位,但医院经营决策需要财务、管理、运营经验的人来拍板。
界面新闻也注意到,近五年内,嫣然医院管理层更迭较为频繁。据公开资料,2016年至2019年,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院长为鲍爽,具备医生背景。他也是首任院长李滨离开后的接替者。2019年后,鲍爽离开医院。2020年至2021年期间,嫣然医院院长空缺,由党委书记与两位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吉春艳、眼科出身的医疗副院长张晓丽组成管理班子,吉春艳背景未公开。到了2022年,内科专家郑庆平出任嫣然天使医院院长,他拥有40余年医疗系统经验,履历显示其更侧重医疗质量与临床管理。
嫣然的房东张毅是何人?
1月23日,界面新闻从天使嫣然儿童医院房东助理处获悉,房东张先生确为知名医美机构思妍丽创始人、前董事长张毅。但他补充,张毅多年前早已退出思妍丽,双方目前并无关系。公开信息显示,思妍丽实控人张毅在2017年到2018年间陆续出售掉了其所持的思妍丽股份。
这也将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与医美圈联系的这条暗线摆上了台前。
实际上,无论是嫣然天使基金,还是嫣然医院,其背后的资源与医美圈均存在着长期而复杂的关联。这是源于李亚鹏办医院之初需要医美相关的资源与人脉。
中国的唇腭裂治疗脱胎于整形外科。中国唇腭裂治疗的起源地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1957年,该院唇腭裂中心创立。其创始人是被誉为我国唇腭裂修复领域的奠基人的宋儒耀,同时他也是中国整形外科的缔造者。
据《外滩画报》2013年报道,李亚鹏希望(医院)创始股东除了拥有不错的财力之外,还能有一定的医疗背景,对医院能帮上点忙。据《财经》2014年补充,李亚鹏表示,2010年筹建嫣然医院时,汪永安和李滨又出资300万元,成为共同发起人。
在人员构成上,嫣然医院成立在筹建之初的批复对象并非单一主体。据《财经》2014年报道,筹建之初,北京市卫生局(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意设置嫣然医院的批复对象为李亚鹏、汪永安、李斌(现名:李滨、文中统一称李滨)、唐越四个自然人。
其中,唐越现任小嬴科技董事长兼CEO。到2020年,其理事身份已不再出现在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工作报告中。汪永安和李滨当时则分别是知名医美机构伊美尔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伊美尔成立于1997年,是国内较早从事医疗美容,临床、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大型整形美容连锁集团,汪永安和李滨当时在行业被称为“医美双雄”。
此外,嫣然医院的最初员工也来自伊美尔。当时伊美尔公共事业部的人员全部转成了该医院工作人员。
因此,本身并不具备医疗、医美行业经验的李亚鹏,正是通过在医美圈的关系从张毅处租赁相关房产,作为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地址。
医美机构早期重度参与嫣然
实际上,早在李亚鹏筹划嫣然天使基金之初,汪永安和李滨便已参与其中。
据《财经》,李亚鹏表示,汪永安和李斌从2006年嫣然基金成立开始,在救助医疗体系的构建上给予了重要支持。据《创业家》2012年报道,2005年,经朋友介绍,李斌与李亚鹏首次见面,也是因为希望参加唇裂儿童救助。
伊美尔医疗美容专科医院也是嫣然天使基金合作的首家定点医院。后来,嫣然天使基金的定点医院拓展至8家,除伊美尔是民营外,其余都是公立医院,包括四川成都儿童医院、新疆第一人民医院、西藏人民医院等。
选择伊美尔作为嫣然天使基金合作的首家定点医院,在当年甚至一度引发不小争议。
2013年起,律师、前记者周筱赟质疑嫣然基金资助的唇腭裂患儿手术人均成本高达9.9万元,焦点直指“为何选择一家民营医美机构作为定点医院”。该事件最终以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公布审计结果告一段落。当年审计结果显示,唇腭裂患儿手术人均成本是4100多元,并非周筱赟所说的9.9万元。
在唇腭裂救助中,伊美尔也投入了不少资源。
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2011年的对嫣然天使基金定点医院进行检查和回访,截止到当年7月6日,伊美尔共完成2617例唇腭裂手术,且医院每年还自行安排30例免费手术。其对唇腭裂患儿的救助手术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伊美尔健翔医院进行。
但一开始选择与伊美尔合作,也与李亚鹏和王菲当时面临的现实困难有关。
据《南都周刊》2014年报道,当时有慈善界人士称,普通人基本无法想象一个慈善基金在建立之初,在谈判时面对公立医院是处于何等弱势地位,所以最后很多民营医院成为了合作的对象。
而根据过往报道,虽然定点医院合作能完成单次修复手术,但理念更先进的序列治疗,单靠分散合作医院却很难实现闭环。在救助的过程中,李亚鹏开始认为,儿童医院有着极大的市场需求,“全中国最短缺的就是儿童医院”。
此外,嫣然天使基金作为红会体系下的专项基金,很多支出与项目需要报批,解释成本高、响应慢,但李亚鹏又觉得,自己是公众人物,基金保留监管背景能降低质疑与信任危机风险。而通过设立医院,可以获得一个独立法人主体,在合规框架内,运营层面的自主空间更大,最终选择了医院与基金会双轨制运营的模式。
而当年的中国医美行业正处在起步阶段,娱乐圈和时尚圈被视为最具示范效应、也最容易放大影响力的群体,做公益项目,在无形中有助于伊美尔进入这一圈层。
据《创业家》报道,伊美尔曾打算出版一期杂志,想邀请姚晨做封面女郎。起初姚晨并不愿意。李滨请朋友做说客:“他们和嫣然天使基金做了那么多好事,你就不能帮帮他?”姚晨因此被打动。
而伊美尔方面何时退出嫣然医院的日常管理运营,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公开信息。但在这段合作中,李滨在慈善事务上的参与更为主动,也曾任嫣然医院首任院长,而汪永安在公开媒体层面鲜少有发声。
不难推测,两人所代表的伊美尔在嫣然医院筹建和成立初期,在资金和资源层面给予了李亚鹏较多支持,但随着“医美双雄”的逐渐分道扬镳(2015年李滨退出,伊美尔由汪永安主)淡出嫣然医院的运营,医院也逐步走入困境。
往日种种,或许也是李滨后来说出“我作为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第一任院长,此时此刻,心中满是惭愧”的原因。
1月22日,对于界面新闻记者最新的采访请求,李滨只说自己“离开很多年了,还是请亚鹏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