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古今多少事：诗酒中的历史意识

《诗酒精神》，朱承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11月版

历史并不只具有官修史书中的严肃冷峻，过去的生活不只是寓住在宏大的史论、琐细的考据、冰冷的数字之中，也是后人觥筹交错中的谈资，还是诗词歌赋中纵横激荡的意象。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书写都是一件十分严肃、审慎的事务，历代皆设有专门的史官及其工作机构，也会将撰修前代历史作为本朝最为重要的文化事业之一。当然，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也是后人历史记述力和历史想象力充分释放的场域，各种稗官野史、逸闻轶事竞相登场，为后世留下了流光溢彩的丰富图景。然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历史意识、怀古情趣不只是停留在历史书写的领域，在不以叙事性为主要特质的诗词歌赋里也有着充分展现。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指出：“诗歌和历史学是呼吸的同一器官的两翼，是认识精神的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①]传统文人在诗词歌赋里感慨迁变、怀古咏史、思接万古、虑极浩渺，形成了对于历史的另一种认知和玩味，意味深长。相较于叙事性、议论性的历史文献，诗词歌赋中的历史意识具有生动隽永的气息，有时候也能够开拓心胸、引人深思。涉酒诗词在中国传统诗词歌赋里有着很多瑰丽篇章，也映照着中国传统文人一种独特的历史意识。

何为历史意识？借用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说法，所谓历史意识，就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人去探寻历史发展根据、总结历史发展线索与特点以及评判历史的精神性活动之表现。历史意识表现为人们对个体、共同体乃至天地宇宙发展变迁过程的总体性认知与反思，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公共性，既有个人对生命历程的体认，也涵括了人们对于家国天下兴亡、天地宇宙演变的理解。彼得·伯克认为，历史意识包括时序意识、证据意识和对因果关系的意识。[②]雷蒙·阿隆认为，具有明确的历史意识能让主动的面对现实与未来，“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个过去，他才真正拥有了一个过去，因为只有这个意识才带来了对话和选择的可能性。否则，个体和社会所承载的，是一个他们忽视的过去、他们所被动经受的过去。”[③]无论从公共角度还是个体角度，对于人来说，持有历史意识意味着将个体以及与之相类的类主体放到时间序列中去觉知、评判，并试图获得对私人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发展规律（因果关系）的体认，并以之来解释或批判现实和谋划未来。如所周知，认知过去从来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了理解当下、解决现实问题以及筹划未来提供资源，这里的现实及未来问题包括自我、社会乃至人类意义上的问题。对历史的认知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好奇，也是希望通过认知过去来充实精神世界，还期望从中获得启示或者教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历史意识表述为“天人”“古今”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则成了明确性历史意识的最高境界。在中国诗酒文化中，历史意识往往借助于饮酒意象表现为在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大背景下对个体、共同体乃至天地宇宙的感叹与透视，虽然不能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形态，但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一、生命咏叹

在一些涉酒的诗词中，诗人常常会借助饮酒来感叹人生，体现了诗人对于自我生命历程的理解，从历史比照中获取人生感悟。个体对既往历史的觉知，关系到自我安身立命的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以及青史留名往往为人们所倾心，立德、立功、立言足以不朽，而此世的寂寂无名和身后的为人遗忘常常令人惆怅，“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白居易：《题旧写真图》）虽然世俗中人难以从功名的诱惑中解脱出来，然而，总还有一些人因为现实遭际、人生变故或者顿悟超脱，改变了对于功利、名声的看法，将个体的生活历史与诗酒关联起来，强调以诗酒来生命忧思，注重以当下的欢愉来抵消生命的无常、功名的侵扰。

个体生于天地之间，相较于万古不老的天地而言，个体的生命微不足道。古人常常感叹，人生短暂、匆匆而逝，因此以酒相娱就成了聊慰平生的一个手段。“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与天荒地老的无涯漫长相比，个体的生死似只在倏忽之间，如何消解对于人生苦短的忧思？曹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曹操一生建功立业，但也依然有个体生命短暂之忧思，表达了以酒来消解忧思的诗情。南朝时期王融感叹：“斗酒千金轻，寸阴百年促。”（王融：《淥水曲》）人生苦短，个体生命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常常转瞬即逝，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期待多数都会付诸阙如，能够在诗酒中消磨对于功名的执念，在诗人们看来，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南朝诗人鲍照说：“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鲍照：《拟行路难》）个体是否能够因为功名事业而被载入史册，这不是诗人要考虑的事情，诗人们只要追求当下的欢醉，纵酒避世，“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庾信：《拟咏怀诗》）这既是对世俗功名的轻视，展示了诗人们的无奈与清高，同时也是展现了一种非历史主义的人生观，不一定要被历史记载才能证明个体存在的意义，如果能够享受当下的精神快乐，何必计较能否获得世俗的功与名？何必为能否青史留名而牵肠挂怀？正是基于此种认识，陶渊明写道：“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陶渊明：《饮酒》其三）关于陶渊明的诗与酒，朱光潜说：“渊明诗篇篇有酒，这是尽人皆知的，像许多有酒癖者一样，他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的事。”[④]在陶渊明看来，人生如电光火石刹那生灭，特别是在无道之世，有人顾恋声名，在喧闹的尘世中耗尽一生，背离了自然之道，令人叹息。如庄子所说：“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在名利中耗尽短暂一生，究竟有何意义？基于对人生历程的历史性审视，陶渊明以诗歌的方式反思“以心为形役”的困境，他主张人珍视有限的生命，不要为外在的功业声名以及由之生发的机心所奴役。在世俗的虚伪与饮酒的率真之比较中，陶渊明追问个体生命的意义与生命的本质，并以酒为媒介来追问生命本质，这并不完全是一种虚无主义，还体现他通过对个体生命历史的反思而激发出对世俗尔虞我诈、争名逐利的深刻批判，“逃避者自有苦心，让我们庆贺无须饮酒的人们的幸福，同时也同情于‘君当恕醉人’那一个沉痛的呼声。”[⑤]

个体的生命有限，但人常常祈求无限，如何能在有限中去体会无限？李白的回答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李白：《襄阳歌》）人生最长不过百年，也就是有限的三万多个日夜，李白以数字化的方式来具象化生命之有限，表现了对生命焦虑的理性认知，并且在意象中以“每日三百杯”的极致享乐与极限迷醉来克服对于死亡的焦虑，试图展现如何在有限的个体生命众去创造无限的生命强度。在酒诗中，李白将古今时空融合在一起，“今日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李白：《把酒问月》）在这里，明月象征着宇宙的永恒、历史的不息，无论古人今人都曾观看亘古未变的明月，在变化中有着不变的存在者，有限者能感受到无限者，正如张若虚所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人世迭代不已，如同流水悠悠，前后相续奔流不止，个体的人总是要成为时间的灰烬，但天上的明月却万古长存，后世人因与前代人都举头遥望过同一轮月亮，故而不同世代的人可以借助明月实现超越时空的共情。李白以明月为中介消除时空的界限，人类的精神超越了生命的局限而体会到无限。宇宙的无限与人生的有限在此并置，古人今人、流水明月都投射于金樽美酒里。在明月、美酒与诗情的交织中，当歌对酒，李白生发出对时空的超越性思考，将历史与当下汇聚一体，以诗意的方式克服对于有限生命的焦虑。在诗酒的酣畅中，李白用豁达的姿态接纳个体生命的短暂，“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将对生命历程的焦虑转化为诗酒的狂欢，但其本质上依然是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换言之，李白不是不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而是跳出世俗功名的束缚来看待人生的意义何在，在涉酒诗词中，他以古今一贯的诗酒意象化有限时间为无限况味。李白在对人的生命历程有着清醒冷峻的认识后，选择以诗酒狂欢来对抗因生命有限而带来的虚无感，“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行路难》其三）“君若不饮酒，昔人安在哉？”（李白：《对酒》）人既无需忧虑个体的肉体生命，更无需记挂千秋万世的声名，而要通过饮酒而获得的当下欢愉来克服功利性忧患，并在饮酒的当下迷醉中思接千载、情通古今，这就以另外一种样式实现了融历史意识于当下的个体情绪。虽然，饮酒所带来的欢愉反映了人们企图通过麻醉逃避现实的无奈与荒诞，但也一种诗意的方式提醒人们不必过于纠结功名利禄而不得“开心颜”。

类似的，用饮酒来克服个体的生命焦虑之表达，也在其他诗人那里有着丰富而多维的展现。即使是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也会深沉的感叹道：“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四）生前的饮酒足以化解对于身外之事的忧虑，抵御一时的烦恼，这是一种对于世事的无奈。对青春不再、容颜老去的人生常态，刘禹锡写道：“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宜解酒杯中。”（刘禹锡：《杏园联句》）白居易也在管弦、酒樽中消遣时日，“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以诗酒克服青史留名之个体忧思的做法，不断地在诗人中代际传递，如，“珍重此一醉，百骸出天地。长如此梦魂，永谢名与利。”（张为：《秋醉歌》）“流芳遗兴不必论，且尽樽前一杯酒。”（萨都剌：《醉歌行》）“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阿里西瑛：《商调·凉亭乐·叹世》）“莫向人间空白首，富贵何如一杯酒。”（王阳明：《又次邵二泉韵》）这些诗歌词曲，大多反映了诗词作者通过“酒”的意象来表达个体在功名上的洒脱态度，并以此寄怀，既有无奈心绪的流露，更有在窥见人生真相后重拾生命意义后的通透与达观。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刘过：《唐多令·芦叶满汀洲》）物常是，人已非，生命历程稍纵即逝，个体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历史？个体的存在有没有永恒性的价值和意义？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安顿自己的身心？对于这些问题，从流传下来的上述涉酒诗句来看，中国传统诗酒文化倾向于将个体置身于当下的欢愉中，有一种“当下情结”，忽视所谓的“生前身后名”，克服生命衰朽带来的焦虑，而饮酒行乐则成了这种消遣功名、克服焦虑的最佳途径，“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遣新愁添白发，且呼明月醉沉觥。”（王阳明：《又次陈惟竣韵》）青春与衰老、生存与死亡、欢喜和忧虑、平静与激情、快乐和痛苦总是结伴而来，体会欢愉也要品尝苦涩，诗歌里总是饱含了人们对于上述在世情绪的咏叹。生命短暂，来世无期，名关利索对人的精神羁绊过大，诗人们通过对于个体生命以历史性的观照，觉知了个人痴迷于追求功名利禄和渴望青史留名未必会增强人生的意义感。换言之，通过对“历史”的认知，得出一种“非历史”的体悟，对于个人来说，实现当下的欢愉比祈求历史的声名要更加重要，“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白居易：《效陶潜体十六首》其十四）“先生一醉万事已，那知身在尘埃里。”（杨万里：《酒歌》）由此可见，在诗与酒的相互浸润中，诗人通过古今人世之变的比照，基于对时间不可逆转、未来不可估量的理解，体会到人无法回到过去而且也不能奢望来世，樽酒消忧，所能做的只能是在现世和当下的生活感受中寻找愉悦。在这样的认知下，诗人容易产生出珍惜当下欢愉、跳出现实束缚的行乐情绪，倾向于以诗酒来宽慰个体在现实中的无奈与落寞。应该说，通过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觉知与评判，以“对酒当歌”的当下意识来消解“功名利禄”的袭扰，这是中国传统诗酒文化中的主流情绪之一。在这之中，个体的生命观以及对于生命历程的认知，借助“酒”这一载体，被诗人们演化为就有普遍性的意象从而生成了历史意义。

二、家国忧思

除了诗人们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认识之外，涉酒诗词还常常展现为家国天下领域中的历史忧思、现实壮怀与超迈气象。家国天下是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内容，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激励过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大都是围绕家国天下的兴亡成败这一主题来展开的。在诗酒文化中，家国天下的兴亡成败也是重要主题之一，诗人们创作涉酒诗词来寄托参与公共生活、忧思家国天下的情怀，希望以历史上的经验或者教训来激励、启发现实，并抒发对历史的感慨之意。

一是诗酒中对历史兴亡的感慨。人总是处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之中，诗人当然也不例外。“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从《诗经》时代开始，类似于“黍离之悲”的兴亡感叹就一直促发着诗人的诗歌创作。饱读史书的诗人对所处政治共同体的变迁有着异乎寻常的感受，因而家国天下的兴衰成败是传统诗文咏叹的主题之一，在涉酒诗词中，也有不少内容是通过饮酒意象来抒发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南宋张元干冒死为因上书请斩秦桧被贬的胡诠饯别，当其时，以酒壮行，以词寄情，“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在这首词中，张元干以胸怀古今的宏大气象，承载家国之思，抒发了对于历史兴亡的感慨。元代诗人萨都剌以饮酒为喻，抒发对朝代更迭、权力争斗的冷眼旁观，表达对历史循环往复的洞察，用个体的诗酒闲情抵消了历史兴亡的厚重，“千古兴亡堪一笑，买花载酒赏心亭。”（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其五）面对“千古兴亡”，作为个体的诗人是无奈的，只能读史并以诗酒发出感慨而已，将功名、兴亡、豪情、壮志都淹没于酒杯之中：“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白朴：《寄生草·劝饮》）“书生不奈兴亡恨，斗酒聊浇磈磊胸。”（雷渊：《洛阳同裕之、钦叔赋》）“古往今来恨多少，一时收拾付杯盘。”（华岳：《酒楼秋望》）“英雄有恨余湖水，天地忘怀入酒杯。”（张昱：《西山亭留题》）“应付千斛酒，来洗百年忧。”（宇文虚中：《中秋觅酒》）这些诗词大多反映了对于家国天下兴亡的感伤，既抒发了忘怀得失的英雄气，也蕴含着对天下摆脱一治一乱循环往复的期望。千古兴亡，令无数英雄扼腕长叹，无数个时代从历史中似乎没有学习到任何借鉴，于是兴亡是不断的轮回交替，对此，诗人们只能感叹，饮酒作诗以浇胸中的郁结。这其中，虽然没有特定的历史叙事，但却表达了对家国天下兴亡的忧思以及对历史规律的透视。

二是在诗酒中展现心系家国的公共情怀。饮酒足以壮怀，作诗可以言志，一些涉酒诗词展现了人们在现实中建功立业并融入历史进程的期望。“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左思：《咏史》）对于晋代的左思来说，“荆轲饮酒”的故事是历史叙述，司马迁记述：“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⑥]酒在荆轲的生活中是豪侠精神的催化剂，而借助这一描述，左思展现了他借历史上的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豪情与烈性，深刻而悲壮。唐代边塞诗常常与酒相关，王翰写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二首》之一）为国征战，沙场喋血，但依旧在战场饮酒逞豪，虽暗喻了战争的残酷，但也展现了将士们为国效命的无畏。“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薛逢：《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送别的酒诗中，也蕴含着对于建功立业的期许，寓壮怀于酒杯之中，沉郁而顿挫。在涉酒诗词里，也常常将国与家联系在一起，既思乡也报国，既凄婉也壮美，如，“身投河朔饮君酒，家在茂陵平安否？”（王维：《不遇咏》）“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沈祖棻评范仲淹这首词时说道：“在这里，词人写出了边防将士们的责任感。在严峻的环境里，虽然对家乡非常怀念，但是，面对侵扰者，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的。”[⑦]这一评价可以代表此类诗词的家国一体的情怀。至于借助饮酒的意象来表达报国之志，将自己与家国兴亡联系在一起的酒诗，更是比比皆是，如：“凭鞍寓日一怅然，思为君王扫河洛。夜听簌簌窗纸鸣，恰似铁马相磨声。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百万兵。”（晁补：《弋阳道中遇大雪》）“醉听古来横吹曲，雄心一片在西凉。”（张恒：《凉州词》）“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戌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张孝祥：《浣溪沙·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塞》）“依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元好问：《横波亭为青口帅赋》）“琼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檐欲堕针。却忆征南诸将士，未禁寒夜铁衣沉。”（王阳明：《栖云楼坐雪二首》其一）在这些诗词中，酒意中透着金戈铁马的磅礴气势，报效国家、为国分忧的情怀跃然纸上。饮酒足以激发豪情，足以令饮酒者心生英雄气。英雄主义必须放到时间性中来予以认知，否则难以衡量事件创制者对于历史进程的意义。封狼居胥、燕然勒石等具有沙场征战意义的英雄主义事件足以载入史册，也最能体现事件创制者的家国情怀。涉酒诗词常常将这类事件与壮饮的意象联系起来，构造富有历史意义的雄壮感，为人所倾慕，也对后人建功立业提供精神鼓舞。

三是诗酒中的怀古意识。人世变迁、时序流转，历史的过往与现实的评议、喟叹交织在一起，曾经的人、事、物，成为了后人的酒场谈资，历史风云都付与了“浊酒一杯”，“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临江仙》）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轰轰烈烈之大事，早已归于平淡之中，沧桑的历史转化为樽前的笑谈，繁华也罢、壮烈也罢，终究都要悄然落幕，“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白居易：《宴散》）历史大剧的宴席总是散了又开，开了又散，人们要以豁达的心态面对历史的变迁。涉酒诗词常常呼应这一豁达的历史意识，孟浩然诗云：“登高闻古事，载酒访幽人。”（孟浩然：《九日得新字》）“登高”本是民间辟邪祈福的习俗，诗人在这里却转向“闻古事”，体现了对历史文化记忆的追寻；而载酒访友的活动，则表达了历史文化记忆成为隐逸共同体的集体谈资。在杜牧的诗里，酒的意象也常常与怀古、凭吊的意识关联在一起，“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绝句》）烟雨中的酒旗，成为勾连鲜活生活与沧桑历史的连接符，南朝建设的佛寺依旧，成为了后人凭吊南朝旧事的遗存。“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杜牧：《齐安郡晚秋》）雨夜酒醒，繁华消歇，遥想古事，世情沧桑，赤壁古战场的硝烟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风尘里，历史豪杰的英雄壮举已成过往，历史纷争及其所预示的喧嚣功业终归于平静，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钓鱼蓑翁所象征的自然与平凡长久持存。“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杜牧：《九日齐安登高》）史传齐景公曾登牛山，北望齐国都城，感伤人生短暂而流泪，与之不同，杜牧则表达了另一种历史及人生态度。杜牧以酒遣怀，以古喻今，表面上看是劝人及时行乐，但实际上展现了对历史与人生的清醒认知，在对历史人物的感怀中洞悉人类历史发展的循环往复规律，看透而不伤怀，展现了豁达的历史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事人可能无比看重自己的功业和声名，但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曾经的功名和声名要么被人淡忘，要么成为酒酣耳热时的言语消遣，并没有如当事人所料，故而很多酒诗都以这种“淡看”的姿态对待历史，劝人超越功业和声名的羁绊，如，“归途休问从前事，独唱劳歌醉数杯。”（温庭筠：《晚秋野望》）“官闲觅句能消日，酒薄看山尚怯风。高李故人今健否？一樽怀古意无穷。”（韩元吉：《九日独酌》）“已于醉醒知狂圣，又向淳漓见古今。”（陆游：《独酌》）“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陆游：《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在历史意识中，如何评议历史意味着如何看待当下和迎接未来。历史上的人与事，在后人眼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再现，这是历史意识的必有之义。在涉酒诗词里，历史上的人、事、物常常会以后人的闲谈之资出现，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于神圣宏大之历史意义的消解。“渔樵”的“笑谈”不是对历史的戏谑，而是对历史神圣感的消解，希望人们放下现世的争斗与纷争。从人类发展的长远时段来看，当时人无法放下的争端，在后世人眼中不过是笑谈之资，不必过于执着，因此有必要放开心胸。

在上述涉及社会历史、国家兴亡的各类型涉酒诗词里，个体的饮酒活动与公共的家国天下关联起来，诗人在饮酒中忧思共同体的命运，或者通过饮酒来抒发壮怀雄心，或者在饮酒活动中指点古今、淡看风云。无论何种情怀、视野，在饮酒活动中，都可以存在着对于共同体命运的历史意识，个体的饮酒体验中存在着对于家国天下的历史认知。

三、天地精神

在传统涉酒诗词中，诗人能见自我生命、见家国天下，还能见天地宇宙。在文化史上，很多涉酒诗词还反映了诗人们放眼天地宇宙的历史眼界。人生于天地宇宙之间，如何认识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这个问题具有整全的人类史意义。在传统诗酒文化中，以诗酒抒发对于宇宙、人类的体认，将人生有限、个体渺小与宇宙无限、天地壮阔进行比照，以凸显天地宇宙的历史无限性。

心事浩茫连广宇，在饮酒活动中，诗人们举酒问青天、把盏扣浩渺，在饮酒中感受和体味天地宇宙的气象。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感叹道：“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陶渊明：《饮酒》其十五）上下四方、往古来今悠悠无穷，与之相较，人生却是短之又短，在亘古的宇宙中只是沧海一粟。在认识宇宙无穷、天地壮阔上，李白尤为突出。李白写道：“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月下独饮的李白并不孤寂，他与星月为友，以“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的奇想，将世俗视域中的孤独升华为与明月星辰的永恒约定，展现了李白特有的“天地意识”，在极致的孤独中，通过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奇特想象，把月亮、影子转化为自己的精神伙伴，达成了与天地、宇宙的交流对话。李白的酒与至上的自然天道相通，“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在饮酒中超脱世俗束缚，意气通达、物我两忘，身心与自然融为一体，仿佛触摸到天地至理；李白的酒与快意的松风明月相知，“琴弹松里风，杯劝天上月。风月长相知，世人何倏忽？”（李白：《拟古十二首》其十）在远离世俗的松风明月之境中，琴声与松风、酒杯与明月相互交融，形成人与天地相知的意象；李白的酒与无垠的山河共在，“置酒延落景，金陵凤凰台。长波写万古，心与云俱开。”（李白：《金陵凤凰台置酒》）凤凰山上长江在望，饮酒人的逸兴遄飞，将江山胜景中体会万古长河的奔流不息，并体会到“心与云俱开”的天地气象。从李白的涉酒诗词中，一再可以看到他融于自然的洒脱以及与万物为友的天地意识。

在饮酒中体会天地精神并非鼓吹沉湎于酒乡，而是揭示一种超越现实束缚的精神状态。黑格尔曾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⑧]古今中外，皆如斯言，人们总是被现实的利害计较所制约，忙碌于功名利禄，因而常常忽视人的精神世界。而涉酒诗词常常呈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在微醺的朦胧中，诗人反而能挣脱世俗桎梏，释放苦闷而不至于颓唐，获得心灵融于天地的精神自由。白居易诗云：“心中醉时胜醒时，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居易：《劝酒》）醒时被裹挟在烦忙的角角落落里，醉时却能拉开天地视角，将短暂的人生置于永恒的天地之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酣醉中，诗人忘却是非，摆脱了现实的羁绊，“醉倒不知天地大，浑忘却，是和非。”（李纲：《江城子·新酒初熟》）是非是世俗理性的产物，按照庄子的观点，人们常常因立场不同而导致是非莫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而且关于是非的认知循环往复，“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庄子·齐物论》）关于是非的计较，对人的精神心力牵绊极大，诗人认为只有酣醉时才能暂时忘却，融于无是无非的天地之中。天地无所不覆载，天地精神普运周流，超越了具体的人与事的界限，故而融入天地即是超越是非。关于饮酒的精神性意义，即使是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也偶有抒发，朱熹也曾有着在酒中狂放并抒发天地豪情之时，“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朱熹：《酒下祝融峰》）朱熹在磅礴的山水意境中，呈现饮酒后的豪放姿态，展现了理学家的诗酒精神。此时，朱熹将儒者的精神漫游具象为御风而行的壮游，在酒力激发下，完成从静观万物到朗吟高歌的精神跃升，展现了天地与人的精神互相激发的宇宙意识。王阳明的酒诗中，也有此类融入天地的情怀，“洗盏对酬酢，浩歌入苍茫。醉拂岩石卧，言归遂相忘。”（王阳明：《夜雨山翁家偶书》）浩歌于天地之间，醉卧在山野之中，超然世外、洒脱淳朴，令人神往。

在涉酒诗词中，诗人将人的生命置于天地宇宙的时空中去进行比照性认知，可以看到人生的有限和宇宙的无穷，由此生发出对宇宙天地的浩叹，产生更具无限感的历史意识。生活中的蝇营狗苟之琐屑，与宇宙的浩渺无穷、山河的万里壮阔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人类的胸襟气韵要与宇宙天地秩序相适应。一场淋漓的大醉之后，通于大道、合于自然，天人交织、梦觉错位，在迷醉的幻景中消融人与物的界限，一切俱可“相忘于江湖”，人因融于宇宙大化而获得刹那即永恒之感，“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唐拱：《题龙阳县青草湖》）涉酒诗词所蕴含的天人一体无限感，是诗酒文化中关于天地宇宙的历史意识中最为突出的内容。

小结

在诗酒文化中，诗人们通过对历史的透视，既对自己的生活有所筹划，又对家国天下有所忧思，还对天地宇宙的精神有所领会。历史意识在诗人饮酒、酣醉中通过诗词呈现，牵引出对宇宙、家国、人生的领悟、忧患和咏叹。通过诗酒的文化形态来展现历史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有必要通过诗酒文化来展现传统士人的历史意识。在涉酒诗词中，以饮酒欢愉来强调个体生活的当下性，通过饮酒意向来表达对家国天下的忧思以及对于现实生活纷争的超越，在醉醒之间中来体悟人与天地的合一，领略天地宇宙的浩渺无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世界，也展现了一种别致、隽永的历史意识。当然，诗酒中的历史意识常常以感慨、忧思、豪迈为主基调，虽然能抒发在世情绪、展现生存忧患、开阔心胸眼界，但对于实际的历史发展与时代进程来说可能补益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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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内德托·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57页。

[②] 彼得·伯克：《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意识》，杨贤宗、高细媛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③] 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④] 朱光潜：《诗论》，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332页。

[⑤] 朱光潜：《诗论》，第333页。

[⑥] （汉）司马迁：《史记》第8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2528页。

[⑦] 沈祖棻：《宋词赏析》，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12-13页。

[⑧]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

本文摘自朱承著《诗酒精神》，商务印书馆，2025年11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