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12月16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官网披露，同意富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君康人寿保险业务，这意味着君康人寿这一风险险企处置尘埃落定。
事实上，在批复公布前一个多月，这家为接盘君康而成立的新险企已悄然完成筹建，富泽人寿注册资本170亿元，按资本金规模跻身业内前十。如此体量对一家新设公司来说并不多见，也凸显其背负的特殊使命。
从股权架构来看，富泽人寿由“四方股东”组成，呈现典型的“地方国资+行业基金+央企险资”组合。
控股股东为济南市财政局实控的济南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9.7059%；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持股35.2941%，为第二大股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旗下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1.4706%；余下3.5294%由济南地方国资平台济南政金通达投资集团持有。
两家济南国企合计出资90.5亿元，占股53.24%，确保地方国资绝对控股，而保险保障基金与人保资产的入股既提供了资金支持，也为公司运营增信。
这种股东结构设计，在近年风险处置型险企中颇具代表性。过去的处置案例中，保险保障基金一直是“挑大梁”的存在，但却不是风险处置唯一的解法。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孙宏涛向界面新闻指出，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近年也面临修改，就是为了应对近年来保险业出现的风险。“虽然保障基金实力雄厚，但独木难支，还是需要借助市场力量一起来应对危机。”
而此次君康人寿化险由地方政府牵头，行业救助基金和大型险企共同参与，既统筹资源又分散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富泽人寿管理层架构已基本明确，呈现出监管背景与市场化经营经验相结合的特点。
公开信息显示，富泽人寿董事长由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冯毅出任。冯毅出生于1982年，长期在地方金融监管系统任职，具备较为丰富的监管实践和政府协调经验。
总裁一职则由原中邮人寿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谢祝锋担任。谢祝锋拥有二十余年保险行业从业经历，曾先后在中英人寿、百年人寿等寿险公司任职，主要负责财务及经营管理相关工作。
在业内看来，这种由具有监管背景的管理者担任董事长、并由具备市场化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负责具体经营的管理层安排，有助于在风险处置和日常经营之间形成分工。对于承担君康人寿存量风险和业务的富泽人寿而言，如何在防范新增风险的同时推进业务恢复和持续经营，仍有待后续观察。
从资本新宠到监管“钉子户”
富泽人寿接管的君康人寿，自诞生以来可以说是身世坎坷。君康人寿前身可溯至2006年成立的昭德人寿，几经股东变更后更名正德人寿。
2015年7月，随着民企杉杉集团入主，公司更名为君康人寿。彼时的君康一度凭借激进的理财型保险销售成为“资本新宠”。
2016年底始，辽宁忠旺集团陆续买入并于2017年控股君康人寿。忠旺集团作为大型铝业民企，其实际控制人刘忠田曾登富豪榜。
2018年，原保监会下发监管函，点名君康在人事管控、关联交易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禁止其在六个月内与忠旺集团及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
尽管监管严令隔离，但忠旺入主后通过关联交易、虚假增资等方式大肆抽逃君康资金，高达数百亿元资金被违规挪用。
到2020年第三季度，君康人寿核心和综合偿付能力勉强维持在102.47%，逼近监管红线，且风险综合评级已连续多个季度为C类。偿付能力亮起红灯、流动性枯竭，公司经营每况愈下。
此后忠旺集团自身亦爆发债务危机，实控人传出负面消息，公司财报长期缺失。君康人寿自2019年后再未披露审计年报；2020年四季度起的偿付能力报告也一再延期。
2022年9月，忠旺集团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君康人寿彻底失去依靠。监管部门对君康实施了严密的“贴身监管”，限制新业务开展，公司陷入停摆半停摆状态。
面对君康人寿这颗“雷弹”，监管和地方政府早在2023年底即开始酝酿解局方案。当时市场盛传山东省国资将出手“接盘”君康。山东方面提出了两大处置诉求：一是将君康人寿总部由北京迁至济南并更名，以便属地化监管和资源支持；二是大幅增加分支机构数量，从原有5家增至15家，覆盖主要省市，使其具备中大型险企的展业基础。
今年年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企业名称公告公示了“富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称，显示筹建工作已经启动。如今富泽人寿正式获批，宣告这场历时近两年的风险处置进入收官阶段。
化险新变局
君康人寿风险事件的化解，并非孤例，而是近年来保险业风险处置模式转型的缩影。
过去十余年，监管处置问题险企时主要依赖两种路径：要么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托底重组，要么引入行业内大型险企收购接管。
界面新闻了解到，在相关部门推动下，未来不排除有更多头部保险公司以不同形式参与到行业风险化解中来。
不过，孙宏涛表示，这一过程中仍存在不少制度层面的现实问题有待厘清。“如果未来需要更多保险公司参与风险化解，那么它们将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对应享有哪些权利、需要承担哪些责任，都需要在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
近年连续暴露的高风险险企，促使监管部门在实践中摸索出第三种路径——地方国资牵头、多元资本参与的纾困模式。这一模式在君康人寿身上得到典型体现，也在业内逐渐形成潮流。
202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风险处置属地责任，并要求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协同推进风险处置。政策导向的明朗化，正是这一轮地方国资领衔纾困模式兴起的重要推动力。
“富泽人寿承接君康人寿业务，并非个案，而是近两年保险业风险处置模式变化的一个缩影。”一位曾参与险企化险的业内人士对界面新闻表示，这类以新设主体化解风险险企的做法，正在对行业治理结构和监管思路产生实质影响。
该人士指出，风险处置型险企往往资本金规模更大，股东结构也更加多元，通常同时引入地方国资平台、保险保障基金和市场化机构。“地方国资更强调稳健经营，市场化股东则补充专业能力，多方参与有助于避免单一大股东主导，降低内部人控制和关联交易失控的风险。”
“以富泽人寿为例，其由地方金控平台控股、人保资产和保险保障基金参股，在股权层面就形成了制衡机制，这与君康人寿此前单一民营股东主导的治理结构有本质不同。”他认为，这种多元股东共治模式，有助于提升保险公司长期治理稳定性，也为监管持续介入和风险隔离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当然，新模式下并非没有挑战。地方国资大规模投入保险业，也要防范自身财务风险和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如何在救助后提升这些新设险企的可持续经营能力，避免其异化为简单的“风险收容所”，也是监管和股东需要考虑的长远课题。
对于富泽人寿而言，挑战远未结束。除了接手君康人寿沉重的资产负债包袱，还需要在严格合规和稳健经营的框架下，重新构建业务、恢复造血能力，这不仅考验管理层的专业能力，也需要股东方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