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龚方：制造“现代体育”——体育运动等于竞技体育吗？

【编者按】一场体育比赛，一场大型运动盛会绝不仅仅是关乎体育运动本身。参赛的双方，遵守的比赛规则，所比赛的项目，参与比赛的运动员的肤色人种、出身环境都可能构成相关因素……殖民主义、社会与权力结构，以及民族主义都可能反映在体育赛事中。体育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是对整个文化的表达。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女骑士沿塞纳河骑行。

澎湃新闻：您的《体育与文化人类学》这本书深入剖析了体育与殖民主义的联系，书中指出：“（奥委会）决定纳入或不纳入某些项目的依据不仅是体育与非体育的本质特征区别，还包括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话语权的悬殊。”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垄断了体育活动的传播媒介，掌控了体育文化话语权，让人们对本土传统运动失去兴趣。在您看来，这种局面是否有改变的可能？应该如何推动更多本土传统运动？

龚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关乎全球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与公平性。《体育与文化人类学》一书揭示了体育世界中不平等的文化权力结构，比如奥运项目的选择机制，这种机制对非西方、非主流甚至非商业化的传统体育并不友好。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一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将一些传统体育项目列入保护名录，国际奥委会（IOC）在努力吸纳非传统项目，奥运会逐步引入了冲浪、滑板、霹雳舞等新项目，虽然这些项目背后也有强大的国际商业逻辑。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传统体育作为文化身份与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而非单纯将其视为竞技手段。推动本土传统运动发展，首先需要政策支持本土传统运动的传承、研究与创新。在学校和社区中普及本土运动，将其纳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升“能见度”和“可参与性”。同时也可以利用社交新媒体形成有吸引力的本土体育叙事，鼓励影视作品和纪录片介入传统体育展示，用视觉文化激发公众兴趣。学者可以通过文化人类学等路径建构传统体育的理论体系和价值逻辑，为其争取更多话语空间，并且重新思考“体育”定义本身，突破西方现代竞技体育的单一范式。如果能够改变既得利益结构，实现从“文化保护”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创造”的转变，本土传统运动也可以为全球体育注入更多的智慧与活力。

澎湃新闻：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体育与国家之间关系密切，例如奥运会和国际足联世界杯曾经是作为对欧洲民族国家间战争和帝国遗产处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被提出举办的。能否请您举例阐述下体育实践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体育又是如何与民族、族群、种族等议题联合起来的？

龚方：我在书中想要阐述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实践，它也是民族国家构建、族群认同塑造、权力博弈的场域。体育实践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中立”，它深植于国家政治、民族认同、殖民经验和种族话语之中。自1896年现代奥运会复兴以来，奥运会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被看见”的舞台：开幕式上每一个参赛代表团，颁奖仪式升起的国旗和奏响的国歌，都是国家象征系统的一部分。国家通过参与奥运来展示其“现代性”“文明进程”和“国际地位”。二战后去殖民化运动兴起，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加纳在内的12个非洲国家参加了1960年罗马奥运会，它们通过体育宣告其新获得的“主权身份”。美国田径运动员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与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举起黑色手套，成为体育反抗种族主义的里程碑。这一举动使得奥运会成为种族平等斗争的舞台，挑战了“体育中立”的神话。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被国际奥委会逐出奥运会几十年，体育成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重要工具。苏格兰的两大俱乐部——凯尔特人（Celtic）和流浪者（Rangers）之间的竞争也远不止于体育。凯尔特人俱乐部代表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后裔，流浪者俱乐部则代表新教的亲英派，这场“老字号德比”实际上是民族、宗教与族群身份的交锋，足球场成为身份政治的延伸。体育可以被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实践形式”——通过仪式象征国家身份被“想象”出来。体育为边缘族群提供了反抗和表达身份的空间，同时也有可能加深对于种族和民族的刻板印象。

近年来，NBA球队对于球员的“负荷管理”越发重视。球员会选择在特定比赛休战，这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澎湃新闻：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格言代表着运动员挑战自身极限的精神。但相较于仅仅关注自身的发展，现代体育更强调竞争，正如书中写道：“传统的”前现代体育具有礼仪性，但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成绩的强调……尽管两者没有直接联系，但现代体育与资本主义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它们都由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数学创新所驱动。联系到当下，以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NBA）为例，许多运动员会为了追求冠军或保持健康，战略性放弃一些比赛，选择休息。甚至有球员主动或被动拥抱数据分析，追求更高效的打法。在您看来，这种变化是否传递出运动员更为实际、理性的态度？他们的变化与挑战个人极限的体育精神是否存在冲突？

龚方：我认为这关乎现代体育价值观的演变，运动员角色的转变，以及体育运动“挑战极限”精神的重构。奥林匹克格言“更高、更快、更强”体现了一种追求极限、突破自身限制的理想化精神，它源于一种以个体身体为中心，强调自我超越的身体文化传统。然而，现代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实践，它也是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科学理性兴起的背景下逐步确立的制度化结果。因此，“挑战极限”不仅是个体意志的体现，它也被转化为对“纪录”和“效率”的执着，成为了一种被量化管理的精神。比如NBA球员的“负荷管理”、数据导向的比赛风格，确实体现出一种更理性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在漫长的赛季和巨大的商业压力之下，运动员和团队不得不考虑如何最大化效用、延长职业生涯、规避伤病。这种策略性行为看似背离了“每场都拼尽全力”的理想主义体育精神，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现实环境下的自我保护和权衡。那么，这种“理性化”的运动员形象是否与“挑战极限”的体育精神相冲突？实则冲突的一面在于传统体育精神强调荣誉、牺牲与超越，尤其在奥运会舞台上更具象征意义。而现实中的“负荷管理”似乎在回避牺牲，淡化了“每一刻都全力以赴”的浪漫主义。不冲突的一面在于挑战极限的方式正在演变。在高强度的职业环境中，“极限”不仅仅是身体承载的极限，也包括对科学、战术、团队配合等要素的整合极限。运动员通过数据、科技和战略手段，探索“最优解”，本质上仍在追求卓越。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现代运动员的“理性化”不是对体育精神的背叛，而是体育精神在新的社会结构下的再生产与转化。他们不再是孤胆英雄式的浪漫主义代表，而是一个高度系统化体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其行为受限于更复杂的权力关系、经济考量与技术逻辑。202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将格言扩展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以此强调团结协作和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体育运动是对整个文化的表达，而殖民者也有意将自己的文化烙印到被殖民者身上。书中提到：“殖民者利用体育运动来使他们认为落后的殖民地人民变得‘男性化’，或者是将殖民地人民‘过度’的阳刚之气置于英国人的殖民控制之下。但在殖民帝国体系开始崩溃时，体育也会变成提振民族主义情绪的建设动员工具。”这种演化是如何产生的？殖民地人民又是如何通过体育来建立身份，形成团结，并抵抗殖民统治？

龚方：我想这触及了体育与殖民关系中的核心张力——体育既是文化控制的工具，也是文化抵抗的舞台。在殖民地社会中，体育从“被施加的权力形式”演变为“自我认同与民族建构的方式”，这背后是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动力。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引入橄榄球、板球、足球等“绅士运动”，称其能培养纪律、克己、服从等“文明品格”。他们认为殖民地人民“懒惰”“非理性”，需要通过体育“塑造”成合格的“男性个体”与“臣民”。殖民当局常设立种族或阶级分隔的体育俱乐部与学校，例如只允许白人参加的网球俱乐部，或在英式学校里设置精英体育课程。因此，体育制度成为殖民文化等级的一部分，体育赛事被用来象征帝国统一与力量，强化宗主国的“文化输出”。

当然，随着殖民体系的动摇，殖民地人民逐渐将体育转化为抗争与团结的工具。来自印度板球和牙买加田径运动项目的殖民地运动员在竞技中打破了“白人优越”的迷思，激发了民族自豪感。他们成为新兴国家认同的象征，其胜利也被解读为对殖民压迫的反击。殖民地人民起初模仿宗主国的体育制度与规则，逐渐发展出混合化和地方化的风格，这种再创造本身就是对西方体育霸权的文化回应。20世纪中叶，体育成为殖民地人民反抗的载体，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通过抵制国际体育赛事来施压政府。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再造的演化，背后主要源自殖民地青年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之后，体育成为其表达身份和共同体归属感的方式。历史告诉我们，体育既能规训身体，也能唤醒认同，“中性的”竞技工具也是权力博弈与文化建构的深层场域。

澎湃新闻：当人们在生活中没有更多选择时，体育运动可能会成为谋生甚至获得成功的最佳途径，甚至可以帮助个人实现社会流动。然而，近年来许多报道指出，在不少项目上，培养一个顶尖运动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财力。例如谷爱凌、郑钦文等运动员的故事更是佐证了这种观点。在您看来，运动员的培养是否已经变得越来越精英化？

龚方：这个问题切中现代体育发展的一个核心悖论：体育既被视为“社会流动的通道”，又越来越显示出其“精英化”的本质。培养顶尖运动员越来越依赖昂贵的训练资源，如私人教练、先进器械、营养与心理辅导等。以网球、滑雪、击剑、高尔夫等项目为例，早期训练费用可能高达数十万元，这让体育更像是中产以上家庭才能负担的“投资项目”。并且越来越多的运动项目倾向于“精英选拔前移”，儿童时期即开始专项化训练。这种机制意味着家庭背景、信息获取与资源调动能力成为决定成败的隐性条件。谷爱凌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自身天赋，也与她享有的跨国教育资源和家庭支持密切相关。她代表了一种当代的“新型体育精英明星”，但是这种成功路径不易复制。足球、篮球、田径等“低门槛”高关注的项目仍然是草根青年的主要奋斗通道，但这个通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且依赖偶然性和系统性机会的整合。而且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重点与非重点项目之间的资源分布不均，比如体操、跳水等传统“金牌项目”有较完整的国家体制支撑，而许多群众性项目缺乏相关的政策扶持。同时，社会流动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体育是“向上流动”的跳板，现在即便成为职业运动员，也面临商业回报、职业寿命与退役后的转型难题。体育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成功通道”，而是一条高风险、高淘汰率的赛道。竞技体育更像是“金字塔”，而非“广场式”普及体系。精英体育不再只是“天赋+努力”，它也是“身体+资源”的整合体。身体资本呈现出明显的分层化，这对青少年体育教育、职业导向以及体育的公共性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在鼓励精英竞技的同时，保留草根的希望与通道，如何构建一个既能出成绩、又能普惠公众的体育体系。这里需要提到体校依然是中国体育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象征着我国体育体制的韧性与现实性。体校制度为农村、边远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很多孩子通过体育技能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体校成为“平民逆袭”的重要通道之一。

澎湃新闻：书中写道：“美国大多数体育赛事的开幕式都会演奏国歌，观众则会注视升旗，这些仪式在全世界其他大型赛事也有出现，以至于民众不会对此产生额外关注。”这种赛事前的仪式为何如此重要？这些仪式是否有助于人们建立对民族身份的想象？

龚方：大型体育赛事前的升旗、奏国歌、注视仪式，看似是“程序性动作”，但实际上它们是建构国家想象与民族身份的高度象征化行为。升旗与奏国歌将国家以视觉与听觉方式具象化，在观众面前“登场”，让抽象的国家成为可以感受与凝视的对象。这种仪式具有强烈的情感召唤力，尤其在体育这种“激烈对抗”和“荣誉竞赛”的场景中，使民族认同与集体荣誉高度重叠。书中提到人们“不会对此产生额外关注”，这恰好是仪式作用的关键：它通过重复与习惯化将国家认同内化为身体经验，不再质疑而是“自然”认同。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国家就是被想象出来的，而体育仪式正是这种想象的日常建构手段。

在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国际比赛中，升旗和奏国歌强化了“本国”与“他国”的划分，唤起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特别在颁奖仪式上，金牌背后的国旗与国歌被媒体放大，是“国家荣耀可视化”的关键时刻。观众在仪式中会出现同步的情绪反应：肃立、鼓掌、落泪，甚至敬礼，这些行为产生了一种“共同体身体感”。这种共情不仅是一时的感动，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员”的归属感。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通过“甲骨文、丝绸、印刷术”展示中华文明，传递出“古老而现代”的国家形象。国旗入场、少数民族代表、童声合唱等表演传达“多元一体、统一繁荣”的民族国家建构想象。这些仪式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文化传播与身份重塑的仪式性剧场。体育的“国歌时刻”不是简单的序幕，而是一个微观政治剧场，在每一次奏响和注视中，国家不断被“再生产”。

澎湃新闻：伴随着体育赛事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背后的问题也愈发严重。书中写道：“工具理性对规范性反思和行动的支配使体育运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其表现为运动员和观众的暴力行为、体育官员的腐败以及某些项目中系统性地使用兴奋剂。体育治理被金钱、部门谈判和通过公共关系操纵辩论的工具媒体所主导。因此，体育政治中缺乏交流、大众参与、批评性辩论和道德反思。”对此，体育哲学家摩根提出一个开明的实践社区模型，并提出社区本身是体育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摩根倾向于将其成员限制为运动员。在您看来，该模型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上述问题？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它是否可能面临同样的考验？

龚方：摩根提出的“开明的实践社区”（enlightened community of practice）模型，旨在通过内部规范、自我约束和价值共识对抗外部的金钱、权力和操控。“实践社区”模型来源于勒内·拉图尔与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理论。摩根将其引入体育研究定义为以运动员为核心，通过实践中对美德、规则与道德反思的持续追问，构建一种自主、内在驱动的伦理共同体。“开明”的内涵意味着具备反思能力、审美理想与公共责任感，强调运动不只是竞技，更是人格修养与社群建构的过程。运动员不再是被管理的“执行者”，而是体育伦理的“维护者与塑造者”。

摩根的理想是道德来自内部认同，而非外部强制，而现实的困境则是社区规模扩大后的稀释效应。随着参与者增多、地域扩展、利益复杂，内部共识难以维系，原本的小型道德圈层容易演化为新的“利益团体”。如职业运动员社团或球员工会，也会面临博弈、分裂和谈判，失去原初的伦理理想。并且摩根将“实践社区”主要限定为运动员，但这在现代体育中是一个过于狭窄的视角。教练、裁判、观众、媒体、管理者同样是体育文化的参与者，忽视他们容易导致新的权力失衡或“精英内圈主义”。随着体育全球化、职业化，实践社区不可避免要嵌入法律、媒体、市场与国际治理体系，纯粹的伦理共同体难以独立运作。今天摩根模型的价值在于它鼓励运动员参与伦理讨论、规则制定、兴奋剂治理等，不再只是“被管理者”；同时吸纳不同角色（观众、媒体、教练）参与道德议题，使社区成为一个“批判性伦理对话场”；在社区伦理基础上“嵌入法律约束、媒体监督、教育引导的联动”。摩根的“开明实践社区”更像是对当代体育的伦理警钟与理想镜像，提醒我们不要把体育彻底交给资本，而要留下一块可以思考“什么是好体育”的道德空间。

澎湃新闻：不知何时起，关注体育似乎与关注体育比赛画上了等号，但正如书中所说，“体育文化研究”的分析焦点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转移到舞蹈、锻炼、休闲、娱乐及康复运动上。相较于竞技，对于身体本身的关注是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龚方：从历史视角看，现代体育研究长期偏重于竞技体育。这一方面源于竞技体育的制度化和商业化，它具有高度组织化、易于量化的特征，容易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甚至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大众媒介的推动下，“体育”几乎等同于奥运会、世界杯、NBA等赛事，人们也习惯性地将“关注体育”等同于“关注比赛”。然而，“体育文化研究”正经历一个转向：从单一聚焦“竞技”到广义理解身体文化。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健身、太极、广场舞、理疗康复等身体实践也能够体现人与身体、社会、自然之间复杂的文化关系。

而对于“相较于竞技，对于身体本身的关注是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这一提问，可以说“被忽视”既是事实，也是结构性的结果。首先是身体被工具化，在竞技体育中身体被视为达成目标的工具。科学训练、身体数据、技术手段让“身体”沦为被控制和利用的客体，而非被体验、被理解的主体。其次身体经验被边缘化，许多体育活动中的感官体验、情绪流动、社会情境和文化意义常常被简化，主流话语更关心“谁赢了”、“破没破纪录”，而不是“这项运动对人的身体感知和社会归属意味着什么”。不过近年来这种状况正在改变，身体作为文化实践和社会意义的载体，逐渐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医学……的关注，这种“重返身体”的取向强调身体的感知性、情感性和象征性，身体在性别、阶级、种族、地域等结构中的地位，身体实践背后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今天对身体本身的关注正逐渐被重新发掘和赋权，我自己就对将“身体的关注”置于作业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 OT）的语境下反思健康实践中身体的意义非常感兴趣。在身体治疗的主流实践中，身体往往被理解为一个功能性的身体（functional body），也就是能否“做事情”的身体，而新的治疗方式则将身体重新纳入其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理解。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的火炬手在城市中进行跑酷。

澎湃新闻：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令人印象深刻，整个开幕式展现了多个社会议题。文化表演理论强调：仪式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貌似可以实现人们的某些愿景。仪式提供了一个出口让参与者可以暂时摆脱社会规范的约束，反思并质疑现状，这个过程中产生了高度人为和刻意的反身性……加强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信念的理解，为社会变革提供结构选择，并模拟体现世界变化方式的具体情境。在您看来，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是否符合该理论？

龚方：这个引述非常契合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等学者的“仪式与表演理论”，尤其是其中关于反身性（reflexivity）和社会规范的暂时悬置的观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尝试突破传统体育场的空间框架，将主舞台设在塞纳河，并将仪式带入了城市的真实空间，这是一次对奥运仪式空间和社会结构的“边界性”重构。传统奥运开幕式多在体育场中举行，而巴黎首次将开幕式移至塞纳河沿岸及其核心地标群，如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协和广场等，每一个地景背后都承载着法国的文化积淀与社会象征，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与城市地景的衔接，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表演实践，它不仅在空间上打破了传统“封闭场域”的模式，也在文化意义上激活了城市地景的象征力量，让城市本身成为了一场反身性表演的主角。在这里“城市即舞台”，观众和市民不再是“外部观看者”，而是城市共同体的一部分，这模糊了“表演者”与“观众”、“中心”与“边缘”的界限。船队巡游的多元化形象（运动员、街头艺术家、多族裔群体等）模拟出一个理想图景，却也让人意识到现实中的一些社会问题。正是通过这种高度人为的仪式反身性，使人们得以暂时脱离社会常规，洞察其建构性与可变性。

传统奥运开幕式往往以国家主义、英雄主义、秩序与统一为核心，但巴黎奥运会却另辟蹊径采用了“去中心化”的叙事方式。它将艺术、街头文化、音乐、舞蹈、性别认同、多样性议题融入正式仪式，削弱了对民族主义的象征陈列，试图打破空间、叙事与情绪的标准化逻辑，以更“开放、包容、自由”的语言重新编码“法国形象”。这种安排是一种仪式性的“规范暂停”，在其中人们可以暂时跳脱日常生活的秩序。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竞赛的平台，也是全球化文化的展演空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强调了包容性社会和反殖民与文化多样性，是一种对“理想社会”的模拟与试演，呼应表演理论中关于“替代性社会图景”的构建功能。当然，这一切也并非“自由无束”的表演。我们仍能看到对自由、博爱、平等“法国价值”的重新包装，对“现代性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焦虑，对全球观众的文化外交意味。这也说明，即使是反身性的仪式，也存在“谁在主导反身性”的问题。从文化表演理论角度看，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确实构成了一种具有高度反身性的仪式性事件，通过模棱两可与多元混合的叙事，挑战常规社会结构，提供社会价值再阐释与想象性建构的空间，它不仅是对国家形象的重塑，也是一个模拟社会转型愿景的公共剧场。

《体育与文化人类学》；龚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版